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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指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医学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1]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药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具备整体观念的特色，它就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医学，具备了整体观念若是还不具备动态的性质，那么，这种理论也就还没有完全把握到中医学的真谛。“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色，但现有的中医学，除了《中医生理病理系统论》，几乎还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能全方位的突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的，既能揭示脏腑的阴阳气化规律、沟通与天地阴阳气化规律联系，又能揭示疾病的证侯规律的理论体系。 比如说中医学有从整体观念角度形成的“正气与邪气是构成疾病的基本矛盾”的概念，按理说这应该是中医确定病名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其几乎丧失了阴阳五行理论对其的指导作用与价值，必然就分不清“病因”与“证因”的区别与联系，意识到“病”和“证”是构成疾病的基本要素，而是把“病因”与“证因”混为一谈，甚至最后连病症这些分别处于不同逻辑范畴的概念也混淆。然而，阴阳五行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将哲学和医学混为一谈，这使得部分人不能信服，也成为了质疑其科学性者的依据。
目录
中医学属于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从动态整体角度研究人体生理病理药理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寻求防治疾病最有效方法的学问。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具备整体观念的特色，它就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医学，具备了整体观念若是还不具备动态的性质，那么，这种理论也就还没有完全把握到中医学的真谛。所以。尽管中医学早已意识到“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色，但现有的中医学，除了《中医生理病理系统论》，几乎还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能全方位的突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特色的，既能揭示脏腑的阴阳气化规律、沟通与天地阴阳气化规律联系，又能揭示疾病的证侯规律的理论体系。 比如说中医学有从整体观念角度形成的“正气与邪气是构成疾病的基本矛盾”的概念，按理说这应该是中医确定病名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其几乎丧失了阴阳五行理论对其的指导作用与价值，必然就分不清“病因”与“证因”的区别与联系，意识到“病”和“证”是构成疾病的基本要素，而是把“病因”与“证因”混为一谈，甚至最后连病症这些分别处于不同逻辑范畴的概念也混淆了。如是，其所谓的辨证论治其实是一种以“证”或“症”代病的不伦不类的混血儿，这也是在西医学强势压力下，中医药学在大范围内不能真正显示自己的特色与优势的症结所在。我上面的表述如果在没有对阴阳五行理论的科学性真正吃透之前，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真理首先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我相信，随着大家对阴阳五行理论科学认识的升华，或许比我的表述更加完善----这便是我一再强调阴阳五行理论的科学性及其认识方法重要性的初衷----如是，乃我中医药学事业的荣幸！（来源《中医人体节律调控学》）
关于中医学，它本身也叫汉族医学，简称汉医，它起源于汉族，是由汉族人民发展出来的，它本身也是汉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清后民国，也用国医来称呼。汉医，一是来自日本之称，一是来自清代的称呼。[2]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艾灸、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此外，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
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定义“完整医药体系”这个概念时提到中医学：“NCCAM（美国国家补充与另类医学中心）把完整医药体系描述为涉及‘完整医药体系是与对抗疗法（常规）医学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些可能反映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比如中医学和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学（英文）。完整医药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相信机体有自愈的能力，这种自愈可能涉及到了应用情绪、身体和精神的治疗方法。”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神农尝百草，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的发展出现了一片繁荣，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易水学派等中医流派出现，极大的补充了中医学的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和新思路。明清以后，随着瘟疫的大范围流行，医学家们有感于用治疗狭义伤寒的方法来治疗温病的不足，经过数代医学家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一整套治疗温病的理论方法，温病学派诞生。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又一次的总结，对医学和自然科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引起了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馀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内容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津液、藏象、经络、体质、病因、发病、病机、治则、养生等。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法、治疗方法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根源。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方法，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
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亦有所区别。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非千篇一律。
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特别强调“整体观”。
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
天地之精气化生为人。
五行于中医则体现了具备这五种属性的人体五大系统的相互关系。木火土金水这五个符号分别代表肝心脾肺肾所统领的五大系统。中医不是研究微观的病毒细菌如何作用于人体的理论而是研究人体整体的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中药，按摩，针灸，甚至心理作用去调节各个系统之间的平衡，以此保持身体健康。
五行的交互作用包括：相生、相克、制化、胜复、相侮、相乘、母子相及。
“脏腑”不单是解剖型态的概念，而是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在内的综合概念。
六腑：指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一般笼统功能为“腐熟水榖、分清泌浊、传化糟粕”。
气、血、津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生成源自先天与后天。禀受于父母的精气，称为“先天之气”。肺吸入自然的清气，与脾胃运化水榖产生的水榖之气，合称为“后天之气”。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 人体的气可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失常，称为“气机不调”。其表现形式有气滞、气郁、气逆、气陷、气脱、气闭等。
参见：针灸学及腧穴经络是人体运行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的通道。经络系统包括十二经脉、十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别络、浮络、孙络、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等。经络在中医学的重要性正如《扁鹊心书》所说：“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证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
《黄帝内经》将病因分为阴阳两类：“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把病因分为三类：“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宋代陈无择提出“三因学说”：外所因、内所因、不内外因。近代则将病因分为五类： 外感病因：包括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疠气。内伤病因：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饮食失宜、劳逸失度。继发病因：包括痰饮、瘀血、结石。其他病因：包括外伤、寄生虫、胎传、诸毒、医过。
中医三个哲学观：整体观、辩证观，及新挖掘出的中医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现代气本质气是‘信息－能量－物质’的统一体广义波。 分形分维经络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非平滑，非管，粗糙，细胞充填的'自身调节-体液-神经'分形经络模型。分形经络的分形维数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分形几何中最简单的二分阴阳分形集的分形维数五行分形集自相似、多层次的五行分形集的分形维数 数理阴阳阴阳的数理定量分形藏象五系统五脏六腑的分形维数 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
三元理论认为：“疾病万千，不离三元。何谓三元？毒郁虚”。
三元医学理论认识疾病，认为世界的万千疾病的病因、病机、辩证、治疗，不离三个字：“毒郁虚”。
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和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医学的整体观念，治病时辨证论治，要分清毒郁虚，提纲挈领地认识疾病。整个自然界是一元，一元产生阴阳二气（即自然界相互对立又依存着的两种属性，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从阴阳的二元论到毒郁虚的三元论，才更适合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三元论能统领疾病的各种辨证方法（阴阳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八纲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任何以一种辨证方法和其它辨证方法割裂开来，或者以一种经典理论（如六经辨证）来限制和阻止其它医学理论的发展，都是非常错误和不得人心的。
三元医学理论的毒郁虚之间，也存在不可分割的辨证关系。也不能把毒郁虚完全割裂开来。即毒中有郁有虚，郁中也有毒有虚，虚中也可以有毒有郁。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一中有三，或者二中有三，才能完整系统的认识疾病。
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等。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1]。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辩证治疗，西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药最重要的著作。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但中医在中国仍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在国际上，针灸在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2]。在现今世界的医疗体系中，中医学被归类为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中的一支而受到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在诊断治疗疾病时，采取辨证论治的方法，即将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定为某种性质的“证”，以探求疾病的本质，从而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治疗原则与具体治法。这种方法既不同于简单的局部对症治疗，又有别于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不分性质、一方一药治一病的辨病治疗方法。
还有以药膳为代表的日常食品疗法。
一般而言，完整的中医处方，至少包括四项以上：情治（情绪控制）方面的指导；忌口（饮食应注意的事项）；运动的建议（游泳、跑步、导引、气功等）；中药的使用或针刺、艾灸、推拿等。故中医在治疗疾病时，是以身心合一的角度全盘考量。
自从现代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两种医学体系的比较就一直在进行。反对中医的人曾使用“新医”、“旧医”来称呼它们；支持中医的人曾使用“西医”、“国医”这样的名称。当代比较中立的称呼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
世界上的医疗体系大致上可分成：
“拟人论医学体系”(神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超自然物（神灵）力量所造成的，如撒旦、鬼、神祇等，巫医、乩童、符咒等即属于此类。
“科学论医学体系”(实验设计)：经由设立假说、实验设计，并利用演绎、归纳等方法呈现结果，或借由科学仪器侦测所产生的医学，是近现代医学的主流，例如西医。
其中前面两者被归类为传统医学或替代医学，而后者则属于现代医学的主流。
中医诊断疾病是依望闻问切的结果来辨病及辨证，但也有只辨病不辨证（例如急症或有专病专方时），或只辨证不辨病（例如遇到不知名的疾病、疑难杂症、或调理体质等）的情况。与西医在诊断上注重“病”的方式不同的是，中医常会强调“辩证”。
以感冒为例，西医师会分辨究竟是病毒性或是细菌性的感染，会鉴别是上呼吸道感染或是合并肺炎；但这些诊断对中医师而言，却不是最重要的。以中医的观点，需要分辨的是，这是属于风寒或风热；若属风寒则又辨属于太阳病、阳明病或少阳病；属风热则辨别病邪在卫气营血的哪个阶段等。
有些中医学家认为，中医学的价值之一在于方剂，药方是医者的经验结晶。中医学本身发展的过程即是实验的医学，尤其是经过无数的医家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的临床人体实验反覆使用，证实实际有效而被记载流传下来的经方、时方等。直接面对疾病，掌握主证，选择对证的方剂进行加减，不拘泥于理论，以治疗疾病，这是中医精髓辨证论治的本来面目。
通常有些病人在患顽固疾病，慢性疾病，和原因不明疾病等疾病时，或者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所限，或者是患者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所限，没有治疗的办法时，会求助于中医。但绝大多数人在外科、及病情恶化快速的严重病变的情况下求助于西医。
一种疾病可否治愈，其可能性多大在西医中比在中医中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可依循。
中医的典籍大多成书于古代，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东汉的《伤寒论》、明朝的《本草纲目》，使用文言或古人的口语、歌诀记载，今人不易了解，而增加传播的难度。古代中国官方亦不断蒐集修订各类中医典籍，成为官修医书，并设有考试制度，而在民间则多以师带徒或家传的方式传承。近现代则成立中医药大学或学院等，对中医学进行的系统整理、研究、教学，而在民间也保留部分师带徒及家传方式。
一般认为有经验的老中医医术较高明，经验对疗效有明显的决定作用。由于中医强调的辩证方法借用中国哲学中阴阳五行的词汇来描述，使得经验很难以被了解。而在医经、本草、医案、医话等各类中医典籍中，均详细记载了各种方剂、中药的使用时机、炮制法、使用禁忌、副作用、误用后的症状及救治方法等。
有别于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不分性质、一方一药治一病的辨病治疗方法。
辨证即是认证识证的过程。证是对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反映的概括，包括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这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证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所谓辨证，就是根据四诊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论治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两部分。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 ，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
“辨证”就是把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切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论治，又称为“施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如脉象、舌象），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加以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辩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但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证”的区别上，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是一种疾病，临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但由于引发疾病的原因和机体反应性有所不同，又表现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等不同的证型。只有辨清了感冒属于何种证型，才能正确选择不同的治疗原则，分别采用辛温解表、辛凉解表或清暑祛湿解表等治疗方法给予适当的治疗。辨证与那种对于头痛给予止痛药、对于发热给予退烧药、仅针对某一症状采取具体对策的对症治疗完全不同，也根本不同于用同样的方药治疗所有患同一疾病的患者的单纯辨病治疗。
中医认为，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型；而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型。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就可以分别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原则。“同病异治”即对同一疾病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证型，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麻疹初期，疹未出透时，应当用发表透疹的治疗方法；麻疹中期通常肺热明显，治疗则须清解肺热；而至麻疹后期，多有余热未尽，伤及肺阴胃阴，此时治疗则应以养阴清热为主。“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性质相同的证型，因而可以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比如，心律失常与闭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均可出现血瘀的证型，治疗都可用血府逐瘀汤进行活血化瘀。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正是辨证论治实质的体现。
自周朝起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隋唐的太医署分医学及药学，医学设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医科又分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等五科。宋太医局的医学教育初分方脉、针、疡三科，宋神宗以后分为九科，即大方脉、小方脉、风科、产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疮肿兼折伤科、针兼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元太医院分十三科后并为十科：即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书禁科。明太医院分为十三科：即大方脉、小方脉、妇人、伤寒、疮疡、口齿、咽喉、接骨、金镞、眼、针灸、按摩、祝由。清太医院初分十一科，之后并为九科：大方脉、小方脉、妇人、伤寒、疮疡、口齿咽喉、正骨、眼、针灸。道光二年（1822年）上谕：“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敕令太医院废止针灸科。同治朝将大方脉、妇人、伤寒并为一科，故只分五科。
从古至今，知名的中医学家有：（参见：中医学家列表）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陶弘景、孙思邈、宋慈、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孙一奎、张景岳、李时珍、吴又可、李中梓、傅山、喻昌、张璐、叶桂、薛雪、吴谦、吴鞠通、王士雄、陈修园、丁甘仁、张锡纯、曹颖甫、余无言、唐容川、秦伯未、章次公、赵绍琴、张简斋、施今墨、程门雪、蒲辅周、左季云、郑寿全等。
自从西洋医学（又称为对抗医学）随着传教士由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两种医学体系的竞争与融合就一直在进行。近现代西方医学是西方传统医学向近现代生物科学的生物医学模式转换，面临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的形成，1992年4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中西医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会上曾邦哲（曾杰）提出了中西医学汇通走向系统医学与系统药物学（systems medicine and pharmacy）的道路，同时将中医药经典作为传统医药加以保存，一方面提供了中西医学汇通的医学现代化资源，另一方面使传统医药发挥其特有的不可替代的用途，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医药以地道的传统医学存在，现代的中西结合医学则必须彻底走向现代化。
世界上的医疗体系大致上可分成：
诊断疾病思维
中医常会强调“辨证（症）”。
中医主要通过中药、针灸等治疗方法，帮助人体驱除病邪，恢复正气。其思维可简约为攻补二类，依病情不同，施行攻或补、或攻补兼施。传统上，临床进行攻补有八个方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称为八法。中医师可兼用中药与西药为病患治疗。
传统上，中医藉由脉象及病人服药后症状的变化等来判断疗效。近年在台湾，各大教学医院或地区医院均普遍开设中医部，并承担中医药临床试验的任务。例如：2006年9月24日举办的“二〇〇六中医药研究暨临床病例学术研讨会”上，长庚医院北区中医部主任杨贤鸿发表“辛夷散治疗过敏性鼻炎随机双盲临床疗效评估”，在为期两年的双盲实验中，共收集108位病患，完成整体实验共有60位，其中包括实验组40位、对照组20位，并针对临床症状、鼻腔阻力、鼻腔截面积、尘螨特异性免疫球蛋白、T淋巴球细胞激素之分泌等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辛夷散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有临床疗效，此疗效之机转包括T细胞的免疫调节及嗜中性白血球活化的影响。这是中医药科学与其医疗价值验证的众多科研举证之一。而其它具代表性的中医科研验证结果也在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网站有公开而详实的记录，提供有兴趣者一窥中医与临床的成效。
古代中国官方亦不断搜集修订各类中医典籍。
西方医学不断推陈出新、开放新药品。中医则一方面对古代秘方，医书进行挖掘、搜集、考证、从中吸取古人的临床经验，并继续加以检视及运用，另一方面也不断以经方或时方为基础，针对不同的疾病在临床上进行加减，研制新的方剂，或藉由改变剂型，例如中药注射制剂，来扩展方剂的治疗范围或加强其疗效。
1929年3月，中医界采用多种措施反对“废止中医案”，并获得了舆论声援，声势远远压倒了西医界。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至此，近代中医存废之争告一段落。
2003年6月3日，在东盟和中日韩非典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总结中国防治非典的经验时指出，中医药已成为救治非典患者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科学价值正得到充分体现。实践证明，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实行中西医结合，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要求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知识，推动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5]
2006年，国家颁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统医药作为第九大类共9个项目列入名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申报进度报告中称：“建议由我局从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出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引起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优先申报。”
2009年，继端午祭申遗事件之后，韩国传出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界遗产，引发多方争议。7月31日，韩国文化遗产厅宣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韩国申请的《东医宝鉴》初刊本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非是“将中医改韩医申报世界遗产”，传言有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