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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家
- 诸子百家之一
- 兵权谋家、兵形势家等四类
-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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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竹简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兵家是春秋战国“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之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
兵家主要代表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这些著作均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
世间万事万物，由小到大，由弱而强，都有其客观的变化发展规律，人们只有顺应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对于事物之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事物的自身发展既不可违背，那么，只有顺应规律的发展，正确应用自然法则，战争才能胜利，天下才会久治"这是先秦兵书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又一重要思想，"对事物表面的肤浅认识，往往会造成人们实践上的偏差，用这种肤浅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势必引发不堪的后果"因此，先秦兵书的作者们为了提高实践的成功率，深深懂得并掌握了战争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纵观先秦兵书，大多数作者把战争规律归结为道。
战争的普遍规律
先秦兵书在论述战争的普遍规律时，。“道”的涵义之一，即如同所说的自然规律，或者说是万物生长的总原理，是人类必须遵循的规律，因其不变性，故又称为“常”。先秦兵书所反映的战争原理均可由此寻找到思想渊源。
先秦兵书继承了心灵“专一”的境界形态，并超越了这一形态，将其运用于复杂的战争形势中。《孙子·军争》云:“夫鼓金族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锣鼓、涟旗统一了士卒的耳目，士卒的耳目达到协调一致，全军上下严整划一，故攻则勇，退而不乱。《九地》篇又说:“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己也。”善用兵者，因其能使整个部队号令统一，故率全军作战如携一人。在此，孙子指出了一个用兵之道，即“一”。《六韬》承袭了这一谋略思想，明确了“用兵贵一”的概念。其《兵道》篇提出“兵道”之观点，作者认为:“凡用兵之道，莫过乎一。”何谓“一”?“一”是至大实数，也是宇宙实体的起点，因而是一个神圣而又深邃的理论范畴。作者使用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军队这个战争工具的运用，必须达到统一、集中、和谐的根本要求。作者用“能独来独往”对“一”做了解释，可理解为军队指挥权的统一，也可理解为全军意志相同、行动一致之意。故“一”字包含了精微的兵学奥妙。作者还引用黄帝的话解释“一”:“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己而用之。”前句是黄帝的言论。”这里，作者把“一”视为兵学的最高境界。所以，是先秦兵书的一个卓越之见。军队的统一、集中与协调，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很多军事家都论及这一问题，如《尉缭子·兵权》说:“兵以静固，以专胜。”《武议》又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故也，性专而触诚也。”这两个“专”即专一。显然是对《孙子》这一理论的继承。
知兵要“达于道”
《孙膑兵法》论“道”多达五十余处，《威王问》中，孙腆分别作答齐威王和田忌所提出的问题，最后有一段话:“孙子曰:‘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孙腆所言意在说明指导战争必须通晓用兵之道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一个统治者，不仅要知兵，还要“达于道”，即要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吴子》也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的行动必须合乎客观规律，他将这种规律称之为“道”，如“安国之道”、“知兵、料人、固国之道”、“阵必定、守必胜之道”、“敌必可击之道”以及“进兵知道”、“行军之道”等等。因此，他认为人的行动必须“绥之以道”、“举顺天人”，否则，“若行不合之道”，“患必及之”《图国》。如安国之道，要“先戒为宝”《料敌》;进兵之道应懂得“四轻、二重、一信”《治兵》;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否则，“以居则乱，以战则败”《治兵》，等等，皆说明，战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即“道”。
这里的“道”皆指人生、社会所达到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以“周礼”所规范的理想社会。先秦兵书承袭了这一理念，也将“周礼”所规范的“道”融入到战略思想中，《孙子》有二十余处说到“道”，其意较广，总之主要是指国家和君主的政治修明问题，重在言“政”治国。如《计》篇以“道”居于“五事”之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之“道”，将政治与民心联系起来。 既然知兵要“达于道”，那么，“达于道”的结果是什么呢?《孙腆兵法·纂卒》篇给了具体的答案:“知道即可知胜。”孙腆在该篇列举了“恒胜有五”、“恒不胜有五”的五个条件，其中“知道”与“不知道”即各占其一，“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孙腆又在《客主人分》篇又写到:“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可见对战争起绝对作用的不是人数的多寡，也不是粮食的多少，更不是兵器、盔甲的利钝，而是“胜有道矣”，即真IF起决定因素的是依据客观规律达到制胜的目的，这种客观规律就是“道”。《尉缭子》提出了作战要靠“道胜”的原则，其《战威》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湮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这里的“道胜”实指“讲武料敌”，战胜敌人的战术，其“形全”意为敌人不损一兵一卒，但使其丧失战斗力，在战争中夹杂“道义”原则。明刘寅《直解》说:“夫道，不止讲武料敌，必先修德，行政，养民，致贤而己。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先秦兵书还有对于“天道”的论述。关于“天道”的概念，这一思想被先秦兵书的作者加以利用并有所发挥，如《六韬·守国》一篇就是从“天道”观的角度，对“仁圣之道”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作者认为，在自然界，“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在社会上，则是“天下有民，仁圣牧之”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敛冬藏，如此循环往复，不知始终，“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这也是圣人所以伟大之处。作者认为，君主顺应百姓的固有性情进行统治，而民众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这就难免产生争端。所以圣人治国，总是具有秋冬的萧杀，又有春夏的温暖，兼用刑德，刚柔并施。作者还认为，圣人总是在乱世进行救世，一旦战乱停止，就悄然隐退，这正如春夏生长，秋冬敛藏的规律。所以圣人总是顺应时势，而又领导时势，按照自然规律调节社会，这样，“与天地同光”，达到君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不仅如此，在了解了天道之后，还要掌握天道的一般规律，《孙膑兵法·八阵》说:“孙子曰:知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心，外知敌之情，阵之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净，此王者之将也。”孙腆指出了战争的决定因素是“知道”，作为“王者之将”就要谙熟战争规律之“道”，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帅要知道天时、地理、民心、阵法、道路的险阻和远近等六种情况的要求，体现了主观指导也要符合客观规律。这一作战指导原则，既要求将帅通晓自然、社会的一般规律，又要掌握战争的特有规律。
总之，既然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那么人们进行各种活动时，也只有遵循事物的规律去做，才能获得成功;否则就会处处碰壁。先秦军事家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故于兵书作品中以“道”来揭示战争实践的一般规律[1]。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
战国时期，讲学成为时尚，士阶层迅速扩大。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一时“礼贤下士”之风大盛。统治者招徕并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这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编《魏公子兵法》，吕不韦之编《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当时诸子并起，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不断暴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握奇经》、《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贵的遗产。
孙武像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孙膑，齐国阿鄄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於桂陵、马陵。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兵家主要代表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孙膑兵法》、《尉缭子》等。这些著作均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
兵家著作中以《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影响最大，该书成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作者孙武，字长卿，人称孙武子、吴孙子，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月尚不详，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人。据《史记》记载，公元512年，孙武从齐国出走至吴。经吴国大臣伍子胥推荐，以兵法进见吴王阖闾。他以惊世骇俗之宏论，卓越远见之谋略，使吴王为之动心，于是重用。此后，他被任为将军，和伍子胥共同辅助吴王，“西破强楚，入郢，北威章、晋，显名诸侯”。孙武主张改革图强，亩大税轻，“士少”、“富民”，鼓励发展小农经济，以求富国强兵。从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418年，他在吴三十年，战功显赫，使吴国崛然而起，夺取晋国的霸主地位。
孙武著书雕塑
《孙子兵法》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同时，它在世界军事文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孙子》被尊为“历代兵家之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宋代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十八世纪之后，《孙子》陆续有了英、法、德、捷、俄、芬等译本。它不仅受到了军事界的重视，而且渐渐受到了外国管理界的重视。至本世纪，日、美等国管理学者研究《孙子》者日多，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都把《孙子》作为培训企业经理人员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必读教材。美国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甚至说：“你若想成为管理人才，必须读《孙子兵法》”。八十年代以来，日、美学者多次来华作关于孙子兵法管理思想的学术讲演。
吴起是兵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历史上常把他的兵法和孙子联系在一起，合称“孙吴兵法”。吴起是战国时卫国人，先后担任鲁、魏、楚的将军，屡立战功。他也是个改革家，曾辅助楚悼王变法，使楚“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兵法》今存六篇，其主张是“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他还依起兵原因把战争分为“义兵”、“暴兵”；并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等军事原则。
孙膑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兵法家。他是孙武的后代，任齐威王军师时，设计围魏救赵，大败魏军，其兵法书大约于三国时佚失。1972年银雀山汉墓发现其竹简，整理为上下编三十篇。书中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和辩证思想，特别强调“内得民心，外知敌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太公六韬》，旧本题周吕望撰。《太公》，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太公》一书多佚，仅存《六韬》传世，即《太公兵法》。(严可均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1]。)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黄石公传与张良的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据当今学者考证，《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该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政治家、兵家和学者的重视。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该书还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现存之最早的刊本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经七书》本。
即使在非战争时期，人们依然需要军事思想和军事作风。
兵家是最讲究实际功效的一家。兵家的目的很明确：取胜。以战屈人之兵也好，不战屈人之兵也好，火攻也好，用间也好，所有一切手段都为著一个清晰的战争目的：胜利。在生活、学习或者工作中，常常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对目标没有清晰的认识，经常兜圈子，转来转去，精力被分散，不能全力以赴，迟迟不能解决问题。
《孙子兵法》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必要把任务或目标当成一个项目来看待，当作一场战争来处理，应当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打赢战争。将军带兵打仗，与经理带领员工做项目，二者之间没有区别。从兵家的思想裏寻找管理学的因素，能有很多新的发现。
在非战争时期，战争的威胁依然时刻存在。任何国民均不可丧失警惕。《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汉唐时期，中国绝不缺乏阳刚之气。宋明两朝，没有什么出息。有人说，北宋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时候，北宋人很富有，北宋人的生活丰富多彩。但是国家屡屡受辱，严重影响了国民性格。
人可贫贱，不可受辱；可富有，不可糜烂。国民不必好战，但必有血性与阳刚。见义不为，无勇也。丈夫胸有浩然之气，虽仁爱，不失刚强。故《司马法》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君子“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君子必不敢忘战。
孙武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后期。他出生于武将世家，因而他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掌握军事文献和有关的档案材料。春秋中后期，战争十分频繁，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总结自姜太公以来到春秋后期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规律，使之上升为军事理论，写成《孙子兵法》这部伟大著作，成为兵家至圣，是自姜太公之后的兵家集大成者。。
我们说孙武是兵家至圣，这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兵家而言的。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战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即国家重要的事情是祭祀与带兵打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研究如何"擒敌立胜"的军事理论而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一批军事理论家，这就是兵家。
为什么兵家至圣是孙武呢？比孙武略早的司马穰苴也曾作兵法，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因为他官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后来在齐威王时，"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②现存的《司马法》多讲古代军法制度，其内容与《周礼》所记往往相符合。我们可以看出是由稷下先生依据《司马法》与穰苴所作兵法整理而成书的。由此可见，比孙武的《孙子兵法》早的古《司马法》，主要内容是军礼、军制。真正讲军事理论，总结战争规律的兵书，应以《孙子兵法》为最早。宋代元丰年间，选定历代七部兵书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的军事教科书，就把《孙子兵法》列在首位，称为"兵经"，可见它在兵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思想史，特别是在战略思想上有突出的贡献，得到美国军事理论家柯林的高度赞誉。他在1973 年出版的《大战略》一书中说："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孙武是兵家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