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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分布范围十分辽阔。地球表面除两极和沙漠外，几乎都可用于农业生产。在近1.31亿平方公里的实际陆地面积中，约11%是可耕地和多年生作物地，24%是草原和牧场，31%是森林和林地。农业自然资源的分布很不平衡。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经济发达国家人均为0.56公顷，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仅为0.22公顷，其中亚洲仅0.16公顷（1984年）。
中国南方地区农田多以水田为主，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中国北方地区农田多以旱地为主，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中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热量较低，降水偏少，以旱地作物种植为主，主要种植小麦。[7]
农耕生产与气候资源息息相关，优越的气候资源是诞生农耕文明的重要条件。气候要素主要包括气温、降水和光照等。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和太平洋的西岸地区，有着巨大的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季风气候。季风气候是中国气候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是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混合型。冬季受来自内陆的干冷气流的影响，天气寒冷，干燥少雨；夏季受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的影响，高温潮湿多雨。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水热搭配好，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表现为“雨热同期”的气候特征。光照足、高温、降水丰沛的雨热同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优越的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早在上古时代，在此诞生了农耕文明，是中国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区域，二十四节气也是发源于此。
中国考古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农业起源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进行探索，在江淮河汉诸流域及广大地域内进行调查、发掘，发现了一批批遗址，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徐水南庄头、湖南澧县彭头山等地点。前两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八、九千年。武安磁山遗址和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年代，也比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年代要早，距今已有七八千年之久。
GPS技术的民用化，使得它在许多国民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获得迅速发展，使得精准农业的技术体系广泛运用于生产实践成为可能。1993-1994年，精准农业技术思想首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两个农场进行试验。结果用GPS指导施肥的产量比传统平衡施肥的产量提高30%左右，而且减少了化肥施用总量，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精准农业的试验成功，使得其技术思想得到了广泛发展。世界上每年都举办相当规模的“国际精细农作学术研讨会”和有关装备技术产品展览会，已有上千篇关于精细农作的专题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见诸于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或专业刊物。在万维网上设有多个专题网址，可及时检索到有关精细农作研究的最新信息。美、英、澳、加、德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相继设立了精细农作研究中心，开设了有关博士、硕士的培训课程。
精准农业技术体系的实践与发展，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科技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为此专门立项对有关发展战略进行研究，经过由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院士组织评估，于1997年发表了一份“Precision Agri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 Geospati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Crop Management”研究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国农业面临的压力、信息技术为改善作物生产管理决策和改善经济效益提供的巨大潜力，阐明了“精准农业”技术研究的发展现状以及为信息产业和支持技术开发研究提供的机遇。精准农业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为一种高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结合的产业，且已被广泛承认是发展持续农业的重要途径。
适应精准农业技术体系应用的DGPS装置，GIS适用平台及农作物资源空间信息数据库管理软件，作物生产决策支持模拟模型，带DGPS接收机小区产量传感器和产量分布绘图装置的谷物联合收割机，自动调控施药、施肥机、播种机均已有商品化产品；支持农田信息实时采集的田间土壤水分、N、P、K含量、pH值、有机质含量、作物苗情、杂草分布等的传感器技术，已有初步研究开发成果。可以预言，精准农业技术体系的装备技术发展，到本世纪末将会日新月异，有关新兴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
国际上精准农业的实践表明，实施精准农业要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装备技术和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经营技术的集成组装，综合是其典型特征，技术集成是其核心，因此需要多部门、多学科联合作战。中国实施精准农业的目标，一方面是总结国外发展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找准自己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切实做好有关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力求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精确农业的发展道路。
根据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农业可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近代农业指手工工具和畜力农具向机械化农具转变、由劳动者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转变、由自给自足的生产向商品化生产转变的农业。现代农业指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现代生产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
农业的根本特点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受生物的生长繁育规律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产品大多具有鲜活性，不便运输和储藏，单位产品的价值较低。
中国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农作物类型和作物栽培制度都不相同，从一年三季、一年二季到一年一季，区域间差异十分显著。按地理、气候条件和栽培制度的不同，可分为热带农业、亚热带农业、温带农业和寒温带农业；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随着自然条件和资源类型的变化，又可分为农区农业、半农半牧区农业和牧区农业。
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切非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制约。
在热带地区有许多特殊的植物资源，如：咖啡、可可、茶；香蕉、菠萝、芒果；橡胶、油棕、剑麻、烟草、棉花和黄麻，它们在世界的经济作物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世界市场对这些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在热带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单一作物型的集约化农场——各种种植园。
种植园的发展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当种植宗主国需要大量食品或某种热带产品时，就占据大片的土地，吸收当地大量的劳动力，实行集约化生产某种作物，如：英国人喜好饮茶，就在印度发展了大面积的茶园生产。
由于种植园的主人多是外国人，其所获得的大量利润被转移到国外，当地的经济却处于停滞落后状态。如果遇到产品丰收，市场饱和，或西方市场经济处于衰退时期，对产品需要下降，就会严重影响种植园的经济效益。
水稻农业是潮湿的热带和副热带地区一种独特类型的农业。主要集中在亚洲，从日本开始，经朝鲜、中国的南部、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孟加拉，一直到印度的恒河流域，以及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由于水稻在生长期间需要的水分多，所以需要土地平整、排灌方便。在平原地区，水稻田多集中在河流两岸与三角洲地区；水源充足的丘陵地区，多依山势沿等高线建成层层梯田。
谷物家畜农业是一种种植旱作谷类与饲养家畜相结合的农业类型。谷物家畜农业基本上也集中在亚洲，它包括中国东部的华北与东北，中南半岛的高原地区，印度的南部高原和西部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西亚的两河流域的附近地区。
周边地区。气候是夏季炎热而干燥，冬季农业开发历史悠久。农作物以耐旱的品系为特征。作物中，主要是小麦和大麦，其次是燕麦和玉米。葡萄、木本作物油橄榄，以及无花果是该地区广为种植的经济作物。饲养的牲畜有绵羊、山羊和猪。所以耐旱的农作物、木本经济作物与饲养牲畜相结合是地中海地区农业的特征。
由于受欧洲工业发展，工业城市集中的影响，市场需要蔬菜、水果量大增，当地蔬菜、水果业的生产受到极大刺激，使地中海许多地区其传统的多样化农业已被专业化的商品性农业所替代，为市场提供商品的园艺农业占据重要地位。
市场园艺农业是为城市提供蔬菜、水果等商业性的农业。有时也称为商品园艺业。这种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与现代世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有关，为城市提供市民必需的食物。从事商品园艺业的农民实行的是专业化、集约化生产蔬菜、水果、葡萄等，但不饲养牲畜。他们有的只生产蔬菜，有的甚至只生产某一种专门用途的果品，以葡萄为例，甚至分食用葡萄、酿酒葡萄、制葡萄干的葡萄。为了生产与市场需要相协调；农民组织起来与销售商共同商定生产计划。
商业乳品农业
与市场园艺业一样，商业乳品农业也是随着城市发展而产生的另一种商业性农业。影响这种农业生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的远近；二是饲料的供应。商业乳品农业其产品是为城市而生产的；城市需要流质的牛奶；乳酪、黄油等各种乳制品，其中新鲜的流质牛乳特别重要。因此，以生产牛奶为主的农场多分布在大城市的附近，以利用其距离近的优势。
从世界范围来说，商业乳品农业分布在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五大湖周围地区、西欧和中欧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东南与新西兰等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距欧美市场较远，乳品加工为制成品后运销国际市场。在欧洲，商业性乳品农场现仍以家庭式农场为主。
商业牲畜育肥农业
商业牲畜育肥农业是指专门靠购买仔畜经过短期育肥，即可供市场肉食的商业性经营农场。其饲养的牲畜是牛和猪。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食的需要大量增加，大大促进了专门育肥牲畜的农场的发展。该类型农业分布在爱尔兰、英国等西欧国家以及俄罗斯，北美洲则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两岸。
这些国家人口较少、工业发达，所以采取大规模的经营方式，每个农场所占的面积都相当大。这种农业的特征是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生产的小麦是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主要谷物。这种生产多以农场为生产单位，在美国这种农场的场主不在农场居住，就是农场雇佣的工人也是在适耕的劳动季节才来到农场。这种农场由于经营的方式独特，生产效率高，被称为农业企业。
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有大面积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区。那里，植被稀疏，只能用于放牧牲畜，适于经营大牧场。虽然这里放牧着大批的牲畜，可是它却与传统的游牧业有很大不同。大牧场上的牲畜不是牧民的私有财产，而是牧主为出售而经营的一种商品。放牧人不拖家带眷，而是受雇于牧主的个体劳动者，一般称为牛仔或牧童。
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植被非常优越，加上距海港近，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大牧场，是世界牛肉的主要生产地。在美国大牧场上放牧的牲畜也主要是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大牧场上，养羊占重要地位，羊毛的产量超过世界羊毛产量的一半以上。
农业系统的生产力不是单一指标，不同于一般的单位面积产量，而是一组指标体系。在门类上包括单位时间作物、蔬菜、果树、林木等植物生产的初级生产力和家畜、家禽、鱼类等动物生产的次级生产力，还应考虑土壤肥力的变化状况。从计量标准上包括生产产品数量、转化的效率与平衡状况。
农业生产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既要追求高产，还必须强调效率，要计量产出产品数量与消耗资源数量，以及二者之间的产投比，包括农业系统输出产品的总量与输入资源总量之间的比值，也包括初级生产与次级生产的每一子系统的生产产品与其消费资源量之比，实质上是一系列的生态效率与功能问题。提高农业系统的生产力不能只追求提高某一部门的效率，也不是简单地同等地提高各部门的效率，而应在提高农业内部每一部门效率的基础上，求得各部门之间的科学衔接，密切配合，构成合理的运转体系，才能取得整个系统总体的最佳转化效率。
当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农业生物对太阳辐射能的吸收、固定、转化体系时，人为调节控制系统可以看作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耕畜、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的使用，种的改良以及燃料、电力的消耗等，来促进和调节太阳能的吸收、转化，以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与品质。人劳动的消耗为每小时175千卡，役畜使役约每小时2400千卡,化肥纯氮生产约每千克17600～18400千卡，农药、农业机械、柴油、电力等也都可以用能量计算。这些能量是太阳能以外的补加能量。另一方面，各种农畜产品也可以用能量计算，如小麦为每千克3755千卡，大豆为每千克4942千卡，苹果为每千克620千卡，牛肉为每千克2070千卡，鲤鱼为每千克1150千卡,马尾松的木材为每千克4922千卡等。农业系统输出的各种农产品与输入的补加能量的能量值及其比值（能量的产投比）均可定量计算，均为评价农业系统生产力的重要指标。
农业发展战略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研究在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等方面如何分配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补加能量）才能取得更多的农产品和更高的转化效率。当不同地区环境系统的太阳辐射能量、人为调控系统的补加能量、生物系统生产出的农畜产品所含食物能量均为已知数值时，当不同地区农业系统的结构组合关系基本了解时，就可以对每一个系统、子系统的转化进行定量分析，揭示其能流的运转特点，进而探讨其改进的途径与潜力。可以调整结构比例，把农林牧渔的大农业作为一部“机器”加以检修、改造、安装，以求得产量与转化效率的最佳方案。
中国不同地区农业系统的能量结构差异很大。长城沿线风沙区和黄土高原等低产区每亩农田生产产品的食物能量为36.8～39.2万千卡，仅为长江流域和南亚热带等高产地区的18～20%。高产需要增加能量（尤其是商业能）的投入，低产地区补加能量中，化肥、农药、农机、燃料及电力等商业能投放量分别为高产区的20.6～21.7%。美国玉米、小麦、水稻、马铃薯4种作物平均每亩投入商业能折合35.5千克标准煤，中国除个别县外，各地商业能投放量少则不足10千克，多者不足50千克。
古人在长期的农牧渔猎生产中积累了朴素的农业知识，诸如作物生长与季节气候及土壤水分的关系、常见动物的物候习性等。如公元前4世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粗略描述动物的不同类型的栖居地，还按动物活动的环境类型将其分为陆栖和水栖两类，按其食性分为肉食、草食、杂食和特殊食性等类。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三世纪的雅典学派首领赛奥夫拉斯图斯在其植物地理学著作中已提出类似植物群落的概念。公元前后出现的介绍农牧渔猎知识的专著，如古罗马公元1世纪老普林尼的《博物志》、6世纪中国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均记述了素朴的农业观点。
大约从15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
15世纪以后，许多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农业资料。19世纪初叶，现代农业的轮廓开始出现。如雷奥米尔的6卷昆虫学著作中就有许多昆虫农业方面的记述。瑞典博物学家林奈首先把物候学、农业和地理学观点结合起来，综合描述外界环境条件对动物和植物的影响。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强调生物变异基于环境的影响。德国植物地理学家洪堡徳创造性地结合气候与地理因子的影响来描述物种的分布规律。
19世纪，农业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农牧业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展了环境因子对作物和家畜生理影响的实验研究。例如，在这一时期中确定了五摄氏度为一般植物的发育起点温度，绘制了动物的温度发育曲线，提出了用光照时间与平均温度的乘积作为比较光化作用的“光时度”指标以及植物营养的最低量律和光谱结构对于动植物发育的效应等。
另一方面，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一书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费尔许尔斯特1833年以其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描述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农业。19世纪后期开展的对植物群落的定量描述也已经以统计学原理为基础。1851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人类所关心的农业、渔猎和直接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环境卫生等问题，推动了农业农业、野生动物种群农业和媒介昆虫传病行为的研究。由于当时组织的远洋考察中都重视了对生物资源的调查，从而也丰富了水生生物学和水域农业的内容。
数理化方法、精密灵敏的仪器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农业工作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物质基础，对复杂的生态现象进行定量分析；整体概念的发展，产生出系统农业等若干新分支，初步建立了农业理论体系。
由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大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IBP)，对陆地和水域生物群系进行农业研究。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继IBP之后，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制定“人与生物圈”规划，组织各参加国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农业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
由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农业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点；在方法学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生理学方法，离不开物理学和化学技术，而且群体调查和系统分析更高不开数学的方法和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代谢和自稳态等概念基本是引自生理学，而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角度来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则可说是由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农业和社会经济学等共同发展出的研究体系。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的主体逐渐转向工业，农业已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原料工业、能源、交通及通讯等也属于基础产业。但不同基础产业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农业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农业活动提供了剩余农产品，为其他经济活动提供了劳动力，而且由于第二、三产业中有相当部分的行业必须由农业提供原料，农业以及以农产品生产为直接基础的各行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所以，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为基础的母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3]
农业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产业。
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甚至脱离物质生产，但农业的特殊地位始终是无法替代的。没有发达的农业，人们就没有生存保障，整个社会就没有发展根基。今后，即便会有更多的非农原料替代农产品原料，但经济发展对农业原料需求的绝对量不可能减少，食品以及大部分轻工业原料仍然只能由农业生产来提供，农业的基本功能始终是不可或缺的。[3]
中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高低有很大影响，农产品价格几乎是整个物价的“晴雨表”。1988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8.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占56%。在1994年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中，物价上涨幅度达到21.7%，其中60%的因素来源于食品价格上涨。2006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占80%以上。[3]
农业的多功能性日益凸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越进步，农业功能的多样化趋势越明显。农业不仅提供农产品和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拓展出生态保护、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等功能。所以，必须改变对农业的传统看法，充分认识到农业需要承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和持久的责任，农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3]
50年代以后，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增长，但它们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的比重，总的变化不大。1979年以后由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确定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村经济从较为单一的经营向多种经营的商品经济转化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增长，情况才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
即狭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的生产。种植五谷，其具体项目，通常用“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桑）、茶、糖、菜、烟、果、药、杂来代表。粮食生产尤占主要地位。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50年代为80%以上；60年代为75%以上；70年代前期为75%左右，由于人口多，后期为66%左右；80年代中期已降到60%上下。
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从50～70年代始终高达80%左右，其中有9年超过85%；1979年以后适当调整了作物布局。与此相应，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由1978年的18亿亩减少到1986年的16.6亿亩，比重下降到76.9%。但由于亩产量增加，总产量反由30475万吨增至39151.2万吨。1986年粮食总产量的大致构成为：稻谷44%，小麦23%，50年代初期，玉米18%，薯类6.5%，其他8.5%。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在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中一直偏小，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从50年代至1978年大体为8～9%;进入80年代后，连续上升至14%左右。从经济作物的不同种类看，1952～1986年间棉花的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的比重由3.9%减少到3.0%左右。
在经济作物产量方面，产量则由130.35万吨增加到354.6万吨，30余年中虽有起伏或停滞，但总的说还是增长较快的。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以1986年的产量与1952年比较，其增长幅度约为：烤烟8倍，中国研制的猪瘟、牛痘、羊痘等疫苗，糖料（甘蔗、甜菜）7倍，气肿疽、牛肺疫、羊痘等传染病和一些寄生虫病也得到有效控制。茶叶6倍，黄红麻5倍，水果18倍。
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畜牧业产值在50～60年代初期所占比重总的呈下降趋势。以后逐渐回升。1952年的畜牧业比重为11.5%，1986年增至21.8%。其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约为44.5%，种植业和畜牧业之间的产值比例，则因种植业所占的比重逐步减少，二者的差距有所缩小。大体上50年代初为7:1，80年代中期为3:1。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畜头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86年末的存栏数大牲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为11896.1万头（其中役畜约占58%），30余年来，猪为33719.1万头，又使农业技术改造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羊为16622.9万头，二靠科学”的方针，分别比1952年增加了55.6%、2.75倍和1.69倍。中共中央确定发展农业“一靠政策，其中猪的数量增加最快。在全世界猪的存栏总数中，以后这一进程因工作的失误发生曲折。中国约占40%。大牲畜则因部分役畜为农业机械所取代，比重有所降低。中国于50年代中期提出农业技术改造任务。
水产业即渔业。1952年的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3%，1986年的比重已增至4.1%，而1953～1978年间仅为3.2%；每一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1978年为134元，1985年为398元，30余年有了较大的发展。水产品总产量1952年为166.6万吨，按可比价格计算，1986年增至823.6万吨，提高了近4倍，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
从水产品的产量构成看，农业中集体经营与承包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形成，1986年，海水产品约占57.7%，淡水产品约占42.3%。海水产品中绝大部分来自捕捞，主要是近海捕捞，海水养殖和远洋捕捞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来淡水产品的养殖业则有一定发展。
中国农业中的副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性质和内容（见农村副业）。60年代以前的副业，是指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或家庭中的辅助劳力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包括采集、渔猎以及家庭手工业如编织、刺绣等，大多属于自给、半自给性质。又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其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4%强。至于后来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举办的企业，首先以3年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它们虽在一个时期仍被当作副业，实质上已是相对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突破了副业的范围；到80年代，又进一步演变成为乡镇企业。
、月球绿洲-客厅菜园等系列产品，将农业种植推向新的阶段。采用office农场等设备，可以在办公室内没有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采用极光技术，进行蔬菜、盆景、花卉的种植。该系统最先有绍兴市伊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成功并首推市场，将农业种植从普通的农民推广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新型生产、娱乐方式，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农业全新的时尚概念和发展方向。
概念
精准农业是由信息技术支持的根据空间变异，定位、定时、定量地实施一整套现代化农事操作技术与管理的系统，其基本涵义是根据作物生长的土壤性状，调节对作物的投入，即一方面查清田块内部的土壤性状与生产力空间变异，另一方面确定农作物的生产目标，进行定位的“系统诊断、优化配方、技术组装、科学管理”，调动土壤生产力，以最少的或最节省的投入达到同等收入或更高的收入，并改善环境，高效地利用各类农业资源，取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构成
它分别由十个系统组成，即全球定位系统、农田信息采集系统、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农田地理信息系统、农业专家系统、智能化农机具系统、环境监测系统、系统集成、网络化管理系统和培训系统。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农田地理信息系统,可以说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全面结合的一种新型农业。
概述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是指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求的养殖业。
特点
有机农业与农业相比较，有以下特点：
（一）可向社会提供无污染、好口味、食用安全的环保食品，有利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不担心食物有害，减少疾病发生。
（四）有利于增加农村就业、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前景
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起始于八十年代，1984年中国农业大学开始进行生态农业和有机食品的研究和开发，1988年国家环保局南京环科所开始进行有机食品的科研工作，并成为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会员。1994年10月国家环保局正式成立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的有机食品开发才走向正规化。中国各地发展了众多的有机食品基地，在东北三省及云南、江西等一些偏远山区有机农业发展得比较快，已有许多外贸公司联合生产基地进行了多种产品的开发，如有机豆类、花生、茶叶、葵花子、蜂蜜等。绝大部分有机食品已出口到了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从总体情况来看，中国有机食品的生产仍处于起步阶段，生产规模较小，且基本上都是面向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几乎为零。
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有着众多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在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农牧结合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有机农业的精髓。有机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依靠现代的科学知识，在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科学原理指导下对传统农业反思后的新的运用。
其次中国有其地域优势，农业生态景观多样，生产条件各不相同，尽管中国农业主体仍是常规农业依赖于大量化学品，但仍有许多地方，多集中在偏远山区或贫困地区，农民很少或完全不用化肥农药，这也为有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基础。
第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脚步的临近，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会受到绿色非贸易壁垒的限制，有机食品的发展能与国际接轨，可以开拓国际市场。同时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增强，有机食品的国内市场在内将有较大发展，因此有机食品在国内外都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概念
生态农业是按照经济学原理、生态学原理，运用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它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生态农业是将林、农、副、牧、渔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也是将种植、养殖、加工、销售、旅游综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5]
前景
就生态农业发展而言，如何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来有效强化生态农业系统的正向效应，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与协同攻关。研究并创立高效生态农业开发模式。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注重选育优良品种，研发绿色技术，发展生态种养，推广生态循环，防控农业污染，维护生态平衡。[6]
概念
无人农场就是在人工不进入农场的情况下，通过对农场设施、装备、机械等远程控制，或通过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的自主决策、自主作业，完成所有农场生产、管理任务的一种全天候、全过程、全空间的无人化生产作业模式。如今，随着物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农业正朝着智慧农业加速转变。
前景
无人农场的兴起，本质上是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的产物，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一方面，种管收全过程的少人化和无人化，不仅有助于节约人力成本，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技术人才从事农业生产，培育新型农民。另一方面，通过智慧农业系统为农作物管护提供数据支持，能够指导调控农作物生长环境，使其更好满足作物生长需要。与此同时，全流程机械化也能起到提高生产、作业效率，促进增收减损的效果。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现代农业装备和技术的运用功不可没。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是重要路径。无论是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还是推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力量的支撑。应该看到，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科技创新还存在不少短板，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制约着农业科技的应用。以无人农场建设为例，从全国范围来看仍处于探索阶段。有专家总结了无人农场大范围推广的两大条件，一是基础设施要好，农田的水网、路网、电网、通信信号等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二是地块要大，面积小、零散分布的土地需要有效整合。加快无人农场的布局应用，离不开良好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土地宜机化改造。[2]
农学家、农学、农业科学
农村、农民
联合国粮农组织
农业机械、农具
农业生产
农场、屯垦
农业标准化、农业产业化
转基因
农药、生物农药
肥料、化肥、有机肥
农作物、经济作物
蔬菜、花卉、种子、植物、植被
病虫害、植物保护
畜牧业、林业
生产资料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三农：农业、农民、农村
农业污染：农业所用的药物和化肥虽然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一旦流入河流就会造成不好的后果，这就是农业污染。
农业税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
（一）地域性
（二）季节性
我国的气候具有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的季风气候特征。由于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东部，又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较近，因之气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冬季盛行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偏北风，夏季盛行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偏南风。冬季风产生于亚洲内陆，性质寒冷、干燥、在其影响下，中国大部地区冬季普遍降水少，气温低，北方更为突出。夏季风来自东南面的太平洋和西南面的印度洋，性质温暖、湿润、在其影响下，降水普遍增多，雨热同期（非季风区除外）。我国南部及一些中部地区光照充足、降水丰沛，高温湿润，适宜作物生长。我国受冬、夏季风交替影响的地区广，是世界上季风最典型、季风气候最显著的地区。我国气候虽然有许多方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也有不利的方面，其中旱灾、洪灾、寒潮、台风等是影响较大的主要灾害性天气。
（三）周期性
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有着一定的规律，并且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因素）随季节而变化，并有一定的周期。所以，农业生产的一切活动都与季节有关，必须按季节顺序安排，季节性和周期性很明显。
最早的耕作技术
中国农业最早的耕作技术是原始社会的火耕。《淮南子·本经训》中说的“焚林而田”，以及人们常说的“刀耕火种”，即是火耕法。实行火耕，先用石斧、石 等砍倒树木，待树木干枯后放火焚烧。这样便开辟出大片土地，而树木燃烧过的灰烬又成了增强土壤肥力的肥料。经过焚烧的土壤比较疏松，不用中耕，用尖木棒等工具即可掘地播种。不过，火耕的结果使土壤肥力逐年下降，几年就要丢荒另辟新耕地。
以后，火耕逐步过渡到锄耕或耜（古代的一种农具，形状像锹）耕。用锄或耜翻地能疏松和改良土壤结构，扩大耕地面积，延长土地使用年限，提高农作物产量。由于锄耕或耜耕可以实行定期休耕，在几块土地上轮换种植，从而使人类的定居生活成为可能，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最早饲养的家畜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将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最早的家畜是猪、狗、羊、牛。
从黄河流域来说，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遗址中发现有猪骨，河北磁山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羊骨；在大致同时期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不但有上述动物的骨骼，还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遗迹和家畜粪便的堆积。从长江流域来说，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除了有猪骨、狗骨外，还发现了水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一只小陶猪，体态肥胖，腹部下垂，四肢较短，前后体躯的比例为1：1，介于野猪（7：3）和现代家猪（3：7）之间，整个形态已和野猪大不相同，这说明当时人工饲养、繁殖猪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以上情况表明，早在7000年前，中国便开始成功地饲养家畜了。此外，通过大量考古资料还可以知道，在中国原始社会中，出现了早期农业的地区以饲养家猪为主；牧区以饲养狗、羊、牛为主；而在农牧业地区，则兼营饲养。
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速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坚守粮食生产的底线。近年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预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以此实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在中央层面，农田建设的补助资金要逐步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各地粮食生产情况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以高标准农田保障粮食主产区的稳产高产；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可灵活采取多种补贴激励方式，引导金融、社会资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同时建立健全农户的参与机制，调动农户进行农田建设和保护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到2021年初我国已拥有52万份种质资源，是全球第二种质资源大国。自主选育品种的种植面积占95%以上，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完全自给，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我国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打好种业翻身仗，一方面要继续推进科研机构、种子企业以及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加快良种培育和市场推广。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的支持力度，支持各地创建以种业为主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提升基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种子产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立足自身优势，盘活闲置资源。各地区各村庄要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条件，采取自主经营、出租、入股等方式，利用区位等优势，通过发展文化服务、管理服务、物流经济等服务业，盘活闲置的建设用地、宅基地、农房以及旧办公楼等存量资产。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让农民更多参与产业链发展，把更多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基层党组织当好“领头雁”。落实新时代党的农村工作主要任务的要求，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作用。通过领办合作社等方式，发动群众、发展农村产业，把村集体与农户利益有效联结起来。[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21年，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390万家和220万个。未来要继续支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财政、金融政策体系，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提供财税支持、技术指导和风险控制，使其在稳产保供上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政策激励，形成一批覆盖农业产业链条、专业化程度高、行为规范的生产性服务组织，促进我国农产品标准化种植，实现农业降成本和增产提质的发展目标。[4]
农业保险
推动农业巨灾保险。一方面要扩大农业巨灾保险试点范围，尽可能覆盖主要农作物和重要农业生产活动。另一方面要建立多渠道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同时结合再保险进行金融工具创新，利用多元化的风险分散工具将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4]
2024年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897万公顷，比上年增加64万公顷。其中，稻谷种植面积2895万公顷，减少50万公顷；小麦种植面积2363万公顷，增加11万公顷；玉米种植面积4422万公顷，增加115万公顷；大豆种植面积1047万公顷，增加23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279万公顷，减少21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392万公顷，增加78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42万公顷，减少3万公顷。全年粮食产量69541万吨，比上年增加888万吨，增产1.3%。其中，夏粮产量14615万吨，减产0.8%；早稻产量2834万吨，增产0.8%；秋粮产量52092万吨，增产1.9%。谷物产量64143万吨，比上年增产1.3%。其中，稻谷产量20660万吨，减产0.9%；小麦产量13659万吨，减产0.8%；玉米产量28884万吨，增产4.2%。大豆产量2084万吨，增产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