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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但手脚分工明显,能打制和使用工具,会使用天然火。森林茂密,野草丛生,猛兽出没,北京人将石块敲打成粗糙的石器,把树枝砍成木棒,凭着极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进行艰难的斗争。
- 北京人
- Homo erectus pekinensis
- 北京猿人、中国猿人北京种
目录
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全企土古人类遗骨化石和用火遗迹最丰富的遗址。北京人是世界上内涵最丰富,资料最齐民辨全的直立人。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共十万件以上。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使用打制石器,已会使用天然火,过着群居的生活狱懂项。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已会制造骨角器夜请钻埋。除狩猎外,可食的野果、嫩叶、块根,以及昆虫、鸟、蛙、蛇等小动物也是日您棕常的食蒸汽旬物来源。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有很厚的灰烬层,最厚处达6米,灰烬堆中有烧过的兽骨、树籽、石块和木炭块。表明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研究发现,北京人通常几十人结成一群奔元渗。寿命很短,凝和兵大多数人在14岁之前就夭亡了。
这处遗址是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他兴奋地断定,这是远古人类的遗骨。1936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于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此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它们分属40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文化堆积层内有成堆的灰烬、烧骨和烧焦的朴树籽,以及动物化石100多种。这个被称为“北京人之家”的周口店遗址,是我国发现的资料最丰富的古人类遗址,也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2]
这些考古发明,为研究北京人的体格形态及劳动、生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41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因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美方将北京人头盖骨及其他化石材料计划运送到美国自然博物馆保存。是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的机构,转移途中从此下落不明、杳无音讯,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现存的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层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后来又发现了石制品、骨角制品。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编:“北京西南周口店山洞里,一九二九年发现生存在约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这种猿人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叫‘北京人’)。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砾石或石英,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作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他们居住在石灰岩的山洞里,用木柴燃火,烧烤食物。”
北京人的颧骨高突。平均脑量为1043[3]毫升。身材粗短,男性平均身高为162厘米,女性平均身高为152厘米,其面部较现代人稍短,而向前伸出,前额低平,鼻子宽扁,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嘴部前伸,牙齿粗大,上下颚骨向前突出,没有下颏。[1]
当时北京人生存的地区有大片森林和水域,气候温暖湿润。这里常有动物出没,如梅花鹿,野马等,也有丰美的水草(科学家主要根据出土的动物和植物化石来研究当时的环境)。北京人用石块、兽骨和鹿角等制作各类工具。他们制作石器的技术比较成熟,采用不同的打制方法,制作成不同类型的工具。如尖状器、刮削器、石锤和石砧等。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叫作旧石器时代,北京人使用这些工具猎取动物,采集植物果实。他们结成群体生活在一起,共同进行获取食物的劳动。
那一时期他们用火烤着东西吃,晚上睡火边,这样可以取暖,还可以赶走野兽,因为野兽怕火。
那时的周口店一带,深林茂密,野草丛生,猛兽出没。北京人用锤击、砸击的方法,将石块敲打成粗糙的石器,出土的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等,把树枝砍成木棒,凭着极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只靠单个人的力量,无法生活下去,因此,他们往往几十个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过着群居生活,形成了早期的原始社会。
5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安徽和县等地发现了60多处古人类化石地点以及千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原先认为,以北京人为代表的直立人作为较早走出非洲的人类,在各地分别演化为现代人类,即多地起源说。
然而分子人类学对此提出了挑战。根据1980年代出现的“单地起源说”,现代人约于20—10万年前在非洲东部出现,并至少于60000年前进入东亚。因此,北京猿人和当今的中国人也没有关系。这一理论主要基于对现代人群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分析。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力与中国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后也撰文指出,如今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现代中国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在10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的东亚地区,事实上存在一个化石“断档”期,即这一阶段的人类遗址非常少见。6万到4万年前源于非洲的人到达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古人,比如北京猿人的后代。尽管关于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尚有较大争议,大部分遗传学家已经接受这一观点。
人类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支持人类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学说,即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类均是约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史前人类的后裔。Y-染色体单倍群及线粒体SNP研究表明,定居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类,其祖先在离开东非洲后进入阿拉伯半岛,沿印度洋海岸线进入东南亚地区(包括我国云南),后来逐渐向北部内陆地区扩张,即东亚人群迁徙由南到北的“南线”(Southern route)假说。与此同时,还有“北线”(Northern route)假说,即史前人类大约在5—6万年前从北非进入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沿东西走向分别进入中亚和欧洲。[4]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马润林研究组在最新合作研究中,通过高密度Y-染色体单倍群及STR genotyping检测了遍布中国境内116个地区和北韩地区的共3826名男性DNA样本,构建了精细的Y-染色体单倍群进化地理分布图谱,并测定了有关单倍型的STR年代。[4]
研究表明,东亚人群中存在4个主要Y-单倍群占检测人数约93%,支持南线学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东亚确实存在中亚和西部欧亚的遗传输入(约7%)。对这些单倍群分别进行系统地理发育分析发现,它们基本都表现出沿北线的末次冰川期后的人群扩张。尤其是Y染色体单倍群Q的一个亚分支Q1a1-M120,推测是史前人群沿北线迁移,途径东亚北部留下的最好痕迹。Y染色体单倍群Q分布在东欧、北欧、高加索、西亚、南亚、中亚、西伯利亚、美洲和东亚,但Q的分支Q1a1-M120局限性地分布在东亚,主要是东亚北方人群,并且表现出了最高的多态性。另外,美洲的Q来源人群(Q1a3a)的祖先单倍群Q1a3*在东亚北部也有检出。单倍群Q1a1-M120和Q1a3*-M346来源的个体表现出的共祖时间分别是1.54和1.78万年。这些证据很好地支持了史前人群走北线的迁移方式,并且正是这种北线对东亚的人口输入,加大了东亚南北方人群的遗传差异。[4]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一直被西方部分学者质疑了30年,由于用火证据不足,周口店猿人洞被质疑为只是一个天然“陷阱”,而不是古人类生活场所。2015年7月17日,周口店遗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最新发现的大量“北京人”控制用火证据,有力回击了西方学者质疑。[5]大量遗迹表明,“北京人”在40至50万年以前,已经学会用火。
回应质疑 提供重要科学素材
高星说,从1985年以来,部分西方学者质疑“北京人”用火及保存火种的能力,提出作为古人类用火证据的烧骨、烧石、灰烬可能是从洞外被水流冲入的;被烧过熏黑的材料以及灰烬可能是自然火造成的,或洞内的腐植材料,鸟类、蝙蝠等的粪便自燃或氧化反应的结果。猿人洞可能只是一个天然“陷阱”,而非古人类生活场所。
找到控制用火力证
此次发掘结果表明,遗址疑似用火区沉积物很可能经历了700℃以上的加热,而自然火一般无法达到如此高的温度。高星表示,这些磁性、色度异常的沉积物可能受到人类控制用火的作用,但它们是原地用火区堆积还是曾经历再搬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高星介绍,为了获得“北京人”用火的确凿证据,组织了磁学、释光特性、微形态、元素碳、植硅体、孢粉、红外光谱分析、文化遗物的分布特点等多个因素,对“北京人”是否用火的证据进行了重新检验,分析测试了灰烬中是否有用火证据硅质体存在。
研究发现,猿人洞的第4层和第6层灰烬中含有硅质体,即找到了证明“北京人”用火的一种证据,说明“北京人”在第4和6层位所处的年代(距今40万—50万年)已经可以有控制地用火。
同时,观众还可以在科普工作者的指导下,在周口店遗址模拟发掘区进行模拟发掘,并对发掘出土的化石进行清理、辨认,进一步了解考古发掘知识并体验考古时的艰辛。
小档案 周口店遗址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