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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个：封建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可以举出六个：古希腊罗马时的帝国思想（城邦建立以后）、神学、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西方出现了成千上万个“主义”，多在一般精神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少有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的“主义”，这是为其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关系所决定的，并非谁想出个“主义”就能达到意识形态层次的，非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有些“主义”，也如此。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因政体的关系巩固发展并变化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和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孔狄亚克的学生特拉西[5]（Destutt deTracy）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新概念，试图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
意识形态是一定的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主张的精神形式。意识形态多在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中显示意义和作用，因而国外许多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著，常把它放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中，或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进行探讨。一个政党和政体，尤其是近现代的政党和政体，没有意识形态是不可想象的。其党章、政纲、体制不仅规定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1]
意识形态的地位由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上层建筑所决定，它是其所属的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层建筑的地位、作用、力量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上层建筑不仅要体现经济基础体制，而且它本身居于整个社会的上层决策、权力、权力保障、自身建立和完善等环节之中，因此，其所属的意识形态既有与经济基础体系直接或间接互相发生作用的意义，也有直接为上层建构的巩固、发展、完善而产生效益的意义。[1]
意识形态体现政权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引导、指导、疏导、监督、打击、破坏、消灭等方式。意识形态对于精神界拥护其所属的上层建筑及其政权和权力关系的精神探索工作者，多采用引导、指导的方式，燃起其创造热情，为扩充和深化意识形态服务；对于可以团结并暂时并非同一战线的精神工作者，则采用疏导的方式；对于随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观念和作品，往往以监督的方式处之；对于非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的人和观点，特别是危及乃至已经破坏意识形态的时候，许多情况下是采取打击、破坏、消灭的方式，以捍卫自己的精神旗帜，维护其所属的上层建筑，并通过上层建筑的其它力量，体现其权力意志。[1]
意识形态内涵构成的另一方面，是其精神形式自身范围内的基本精神。这是与政治上层建筑有联系、又大为不同的、有其特殊性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形式，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和众多的门类，规定其精神实质不仅要有相应的广泛性，也要有高度的集中性。[1]
反意识形态的社会层次具有特定的意义。它也有一种鲜明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但并非正统的，而是反正统的。正统的是指社会结构中占居统治地位的并被认为是正确的正宗的意识形态，反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被视为正确的正宗的意识形态的一般属反意识形态之列。[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出新，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是人，是在人的思想领域、精神领域做工作，必须研究人的思想、精神的活动规律，研究人们思想观念变化同社会环境变迁、教育引导工作的相互关系，找准社会思想脉搏，把握好宣传教育的选题、内容和重点，把意识形态工作同人们精神生活的新变化更好结合起来。[4]
国家
意识形态
德意志
俄国
美国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当代美国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极化现象。本来二元对立的美国意识形态越来越极化，以民主党为基础的左翼自由主义强化自由贸易、女性主义、同性婚姻合法化、平等主义、全球化，与以共和党为基础的右翼保守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右翼保守主义的极化则表现为贸易保护、白人至上、反同性恋、反移民、逆全球化等主张。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分布在各个领域，既有经济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也有政治领域的政党极化、精英极化和民众极化。极化的重点领域还是在文化方面，在种族、道德、宗教、教育、语言等各个领域，意识形态的极化都是非常严重的。同时，这种极化还在全球交往的层面展开，构成了意识形态极化的全方位图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有着非常复杂的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的引领作用下降。
李星良教授提出，美国涉华舆论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也是双边关系的风向标。上个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和平演变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舆论战对东欧地区展开攻势，导致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解体。如今，中美关系愈发紧张，中国开始调整在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战的政策，以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势。[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