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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主人公何剑平的成长为线索，以中共地下组织成功地开展厦门劫狱斗争为中心事件，真实地反映了1927—1936 年间厦门地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情节和场面，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摇曳多姿，引人入胜。[1-2]
- 小城春秋
- 长篇小说
- 高云览
- 1956年
- 240000
目录
故事发生在1927年至1936年间的海岛小城厦门。“九一八”事变后，《鹭江日报》副刊编辑吴坚在斗争中加入了共产党。生长在农殃承尝村的石匠儿子何剑平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春，组织决定派吴府榜估坚到漳州任《漳声日报达旬捉》主编。何剑平与党组织负责人、排字工人李悦，在厦门搞地下印刷所，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女学生丁秀苇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闽东游击区来的陈四敏也以数员身份为掩护，组织领导了“厦联社”，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因叛徒出卖，四敏、李悦、剑平先后被捕入狱，吴坚也被捕押到厦门。主管审讯的是吴坚当年的“结拜兄弟”、“蓝衣社” 特派员、侦察处长赵难。他一方面软化吴坚，另一方面又利用因政治无知误入侦察处当小书记员的林书茵与吴坚的旧情打动吴坚，结果邀垫柜均遭失败。林书茵劝渗婆在吴坚的教育下觉醒，成了与狱外党捉煮奔热组织联系的联络人。为了营教狱中的同志，党组织领导了越狱斗求奔桨祖争。在越狱中，四敏献出了生命。吴坚、剑平、秀苇安全脱险。林书茵也逃出“魔窟”。[2]
1930年，高云览目睹了中共地下党所组织的“厦门劫狱事件”，此次劫狱斗争大获成功，拯救了40多名中国共产党成员。并消灭了20多名敌人。高云览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震撼全国的劫狱事件，遂萌生了“把这个事件化成笔端下的文字”的想法。恰巧，中共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傅树生交给高云览一本记载着劫狱事件的油印材料，嘱咐他写成小说，使他深受鼓舞。[1]
1929年秋，高云览怀揣着傅树生交给他的材料，偕妻子躲到同安马巷，一边在启智学校教书，一边以厦门劫狱事件为线索，勤奋笔耕数月，于1931年7月完成了描写革命地下工作的处女作日记体中篇小说《前夜》。1930年8月10日，该小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单行本。在小说《前夜》中，虽然厦门劫狱斗争只是作品情节的一部分，并未成为贯穿小说的主线，但却为后来《小城春秋》的创作做了一次演习。
因高云览对其以前写的中篇小说《前夜》不满意，他于1952年春开始动笔，在《前夜》的基础上重新构思，精心拟定了《小城春秋》写作提纲，并搜集有关党史资料，精读了《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经过历时一年的勤奋笔耕，他于1953 年末完成《小城春秋》初稿，在创作期间他除了常向天津的鲁黎、陈元宁、李离等作家征询意见，还经常上北京和张楚琨畅谈小说的构思，请教前辈阿英、胡愈之等，3年多的创作，前后六易其稿，最终《小城春秋》于1956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1]
何剑平
何剑平是个政治上不够成熟，但却忠于党的成长英雄。他性情耿直，还不善于深思熟虑，不懂得运用革命策略和战术，也不能灵活团结中间分子，但他有着坚定的革命决心，在敌人面前、在监狱和刑场上坚强不屈，英勇斗争，对革命和党忠心耿耿。在加入共青团后，他急切地想研究理论，从吴坚那里拿到《辩证唯物法》和《国家与革命》后，像走进一个新发现的大陆。他天天读书到深夜，碰到疑难问题，就走去敲吴坚的门。学习起来连做梦都在辩论。因为接受了无产阶级真理，当吴坚把另一地下斗争的革命领导人杀父仇人的儿子李悦介绍给他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很快就以革命为重，向以前的仇敌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如此，在李悦的父亲杀父仇人李木去世出殡那天，还亲自去执绋，他叔叔何大雷因贪图富贵，不劳而获，做起了歹狗头，加入了日本籍，做了汉奸走狗。何剑平不认他做叔叔，跟他一刀两断，乃至得知叔叔被杀的消息，照样吃面线，而且还不乐意看见伯伯为叔叔的死那样悲伤。但随即在他把叔叔的死撂到一边，满心欢喜地到李悦家见到李悦的女儿小季儿的死亡时，何剑平却难过得说不出话。在对待亲人敌人和仇敌同志的强烈对比中， 成长英雄何剑平大憎大爱的革命情怀得以突现。何剑平被捕后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饶的斗争。在越狱斗争中顽强拼搏，勇敢斗争，关心同志，一心为革命事业，表现出革命者的崇高品质。[3]
四敏
四敏谦恭和蔼、待人宽厚，是一个比较深沉的英雄形象，他懂得怎样争取刘眉，怎样领导厦联社工作，怎样分析书茵不是特务；问题看得深一些，事情做得稳一些；缺点在于他也免不了犯了一般书生所常犯的温情主义，这种毛病使他对待堕落分子周森铸成了大错，从而使得同志们纷纷被捕，整个局面陷入被动而紧张起来。李悦不止一次地提出周森爱吹爱拉，风头主义，摆老资格，作风不正派。他要四敏经常对周森进行严厉批评。四敏却认为李悦有偏见，婉转地替周森辩护。他说周森所以会有那样的作风，是因为他应付复杂环境的缘故，不能求全责备。小说对四敏的“温情主义”刻画得非常生动。比如说他喜欢小动物，别人家的猫偏都喜欢他，在他身上蹭来蹭去跟他非常亲热。正是这种细节的描写，构成四敏“温情主义”性格的铺垫，使这个人物形象较丰满、立体。四敏与剑平、秀苇的感情纠缠在整个小说中是占有较大比重，四敏的感情世界：对妻子的爱与思念、对秀苇的不由自主的吸引、对剑平的同志间的友谊，在最后为了剑平顺利逃走而跳海牺牲，使得四敏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英雄。[3]
丁秀苇
丁秀苇是一个天真热情、年轻纯洁、有正义感，但还有些幼稚、漠视风险的成长英雄形象。她从爱国热情出发，参加了“九一八”二周年游行示威并公开演讲，参加厦联社工作，写救亡诗，演救亡剧，在黑鲨等人准备暗杀剑平的关键时刻及时帮助剑平脱离险境，一直与地下斗争的革命者接近而不自知。在地下革命者的长期考察和培养下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地下斗争的革命工作。在监狱中与赵雄斗智斗勇，坚贞不屈的以“泼辣货”的姿态对待敌人。丁秀苇的成长即是一个热情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在党的培养下的成长过程。[3]
吴七
吴七从小就练把式，学打枪，苦磨到大。乡里有械斗，当敢死队的总是他。他杀过人，挂过彩。乡里人管他叫神枪手，又叫铁金刚。因为他身材长得特别高大，人家总笑他站起来是东西塔，躺下去是洛阳桥。因为打死打死一个逼租的狗腿子逃亡来厦门，他力大如牛，食量酒量都惊人，敞开吃喝，饭能吃十来海碗，土酒能喝半坛子，三个粗汉也抵不过他，本地的流氓个个都不敢跟他作对，背地里骂他、恨他，可是又都怕他。他不懂何建平和他说的那些“宣传”还有“唤醒群众意识”的大道理，只知道谁是汉奸他就杀谁，但是他喜欢何剑平、吴坚这些“好小子”，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因自身的阶级出生和生活经历，有革命的自觉意识。他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共产党信任他、教育他，慢慢地把他打抱不平的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最后引导他成为一个阶级战士。[3]
吴坚
吴坚是书中成熟英雄的代表，他是深刻理解和运用党的策略，在行为和心理状态上比较老练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革命者想象。
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吴坚曾带领剑平参加“锄奸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他总觉得缺少一个什么中心。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才认识到摸准了方向，决定一辈子走这条路，在学习政治理论时耐心引导剑平，就像一个溺爱弟弟的哥哥。动员吴七参加地下斗争的过程中，他同样也表现得耐心细致：“别着急，总有一天他会走上我们这条路来的。咱们得等待，耐心的等待。”被捕后在与赵雄的周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总能拨开层层烟雾，利用赵雄的劝降，提出一些关于“改善监狱待遇”的建议，为越狱作准备；在赵雄的鸿门宴时，“吴坚喝得很少，他不能不提防自己喝醉了失言。清醒的冷眼瞧着酒后发牢骚的赵雄；在赵雄欺骗他被无条件释放，要他写个自新书时，作者再一次刻画了这个成熟英雄的形象：“吴坚淡淡的吸着烟，好象已经把适才的给撂在脑后了。他望着从他口里吐出来的烟雾，脸上有着一种潇洒的、泰然的、置死生于度外的宁静神情。”遇见以前的爱人林书茵保持高度警惕；在狱中执行领导工作比较细致，暗中就已经把监狱的详细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令狱友们敬佩不已。[3]
李悦
李悦和吴坚一样也是作者刻画的成熟英雄的代表。他在众多英雄想象中威信很高，即便是莽撞侠义的吴七只要听说是李悦的意思也会心悦诚服。李悦的英雄行为还表现为对负面形象的鉴别上，小说里每次一提周森他就皱眉头。比如，四敏问李悦要不要跟周森直接会面，李悦拒绝说：“这个人太浮，我不能见他。”并且强调，“记着，就连我的名字，也别让他知道。”对这一个“关系密切”的同志还小心提防，四敏认为李悦过分。但事实证明，李悦的小心是完全正确的。又如，剑平的伯母不小心说出钢版是他的之后，他安慰田伯父，还嘱咐说：“要是金鳄再来追问那块钢版的事，叫田伯母改口说是剑平当教员用的东西，她因为舍不得给拿走，才说是别人的。”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个改口的口供这一预置性的细节，才使得李悦从狱中释放，从而继续在狱外领导组织，使众位英雄成功越狱。[3]
《小城春秋》以劫狱为线索，表现党领导下革命者的英勇斗争，把大劫狱作为构成作品矛盾冲突的中心事件。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描写了一群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儿女的形象。在小说里，作者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情节塑造出许多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4]
作品生动地展示了抗日战争前夜一代爱国青年的战斗图景，颂扬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小说在头三章简略地描写了主人公李悦和何剑平等先辈在帝国主义、地主、官僚、兵匪的愚弄欺诈下，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早年何族乡镇鼠疫流行，族主借口李族新建的祠堂伤了何族祖宅龙脉，便勾结官厅与李族挑起械斗，剑平的父亲被李悦的父亲李木砍死。李木逃走途中被贩卖到荒芭岛上，给荷兰、美国殖民主义者开荒种烟；八年苦役，死里逃生，带着残废的身躯奄奄一息地回到厦门，却又被何剑平的叔父打死，这就是老一辈人的悲惨命运！新一代成长起来，时代变了，何剑平、李悦相逢在革命队伍里。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他们认清了谁是杀害他们父辈的凶手，成了亲如手足的同志；为埋葬旧世界，铲除真正的仇人，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狱中，他们经受了种种考验，经常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你为事业流血，事业长存，你虽死犹生”鞭策自己，坚信革命必胜。狱中常常响起他们悲壮的歌声：“把你手里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等到有一天黎明赶走黑夜，我们要把它插在阳光灿烂的高地。望见它迎风呼啦啦的飘，像望见你对着我们欢呼扬臂。啊，同志，我们将永远歌唱你的不朽，歌唱你带来的自由、幸福和胜利。”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也是贯穿作品的主题歌。正是这种意志和信念把千百万英雄儿女联结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集体。[5]
《小城春秋》的历史动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情感分不开的，而这种情感必然会促使作家在写作时，自觉地选取为国家书写的立场，主动与政府的意志达成一致。
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在《小城春秋》中，是同时被作为一种美学效果昭示出来的，它主要显现于人物的性格刻画上。那就是视深沉、成熟为最有魅力的个性，与之截然相反的活泼及天真则遭到冷落；即使如秀苇这样一位年轻而可爱的女性也无法因此得以破例。借剑平的眼睛，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秀苇的语气充满着年轻的热情和漠视风险的天真。剑平喜欢她的热情却不同意她的天真。他想，起码他何剑平是不能像丁秀苇那样，把世界想得如此简单的。”其实，通过剑平第一次打量秀苇由其身上观察到的那么“一种粗野的、清新的、单纯的美”，就已经可以看出无论在形象抑或性格上，秀苇都是缺乏“历史感”的；这种“历史感”只有在她投身革命洪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才能够逐渐获得。而整部作品中只有吴坚和四敏两位党的工作者在个性上是一开始就被认同的，因为他们刚露面时所表现出的深沉与成熟表明了他们是拥有“历史感”的，也因而是充满魅力的。
除了强烈的历史感以外，《小城春秋》里还弥漫着浓烈的暴力崇拜情绪，而这反映出来的正是“国家的文学”这一内涵中的普遍性要求，却不再单纯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文学”所独有的现象；因为，暴力并不取决于国家的类型，它“是国家所固有的性”，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小城春秋》中暴力崇拜倾向常常成为引以骄傲的流露，此点在四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样一个“溺爱一切幼小生命”、“从来不打死那些爬过他桌面的蚂蚁、蟑螂、壁虎，或是从窗外飞进来的蛾子”、“有时，就连花匠烧死那些残害花木的害虫，他也觉难受”的四敏，在讲述其杀人经历时，语气里竟洋滥着自豪之情，四敏在面对敌人时，一反常态地摒弃了天性中的仁慈。[6]
《小城春秋》体现为国家性文本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未来主义的思维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国家理论资源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眼下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阶段，人类必将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同境界。基于此种理解，未来才是最为重要的，未来的可能性经过权威理论的论证从而被定格为此在的真实性，即以真实性面目存在于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真实性的实质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
在“国家的文学”这一境域里，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是发生在公共空间之内的，所有主题均被公开化、国家化了，即使是爱情这个最讲究“排外性”、“私人性”的主题也不能例外；而对于文本中的主人公而言，他们亦经常是活跃于私人空间之外的，习惯以一种国家或民族的公共化身份来料理一切事务，包括个人的情感事件。书中人物的爱情是以民族的情感作为前提的，爱的火花在他那里必须靠共同的民族事业来点燃，也无一例外。这种情感依循人之常情的逻辑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它只能由阶级的那个维度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爱情在《小城春秋》中的出发点已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的身体，而是个人所属的国家的身份。不难发现，这一文本中的爱情几乎全与花前月下的私人空间无缘，最常见的是在战斗岗位这一国家公共空间里。此时的爱情与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之情是紧紧胶着于一体的。
不仅仅爱情如此，友情、亲情亦然。剑平本与李悦相视如仇，李悦的父亲曾在两族械斗中杀死了剑平的父亲。但当二人在共同的民族事业中遭遇时，彼此之间的私人宿怨很快化解，并转嫁成公开的阶级仇恨；杀父凶手也由个人代之以阶级。公共空间里的相同身份使创平不得不以民族的精神血缘来重新定义家族的伦理关系。
作为一个“国家的文本”，《小城春秋》所承当的是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宏大叙事，因而它有理由对“个人的文本”所关注的别一空间说不。[6]
由于作者斗争经验不足，不熟悉党的地下斗争，写大劫狱时借助想象成分未免过多。作品最后写到吴七凫水逃亡，秀苇被押途中遇救，也显得牵强。在人物描写上 ，对于李悦这样工人出身的革命领导者，塑造得不如知识分子成功。[4]
国侨联副秘书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张楚琨：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一角的革命斗争，塑造了一群其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主义的形象，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的高贵品质。[7]
1981年4月，《小城春秋》被福建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公映全国；1995年5月，电影《小城春秋》入选中国电影90年十大名片之一。[1]
高云览（1910—1956），出生于福建厦门一个开小酒店的华侨家里。幼年时家中生活贫苦，小学毕业后失学两年，中学一年是他的全部学历。在上海曾加入左联。1937年，高云览离开厦门，前往新加坡，长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曾得到华侨许东亮先生的帮助。新中国成立后，高云览把他在海外经营的公司连同轮船资产全部无偿献给国家。1956年高云览得肠癌，英年早逝。半年后，以厦门破狱斗争为背最的遗著《小城春秋》正式出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