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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识别
- 1950年到1954年
- 1954年到1978年年底
- 1978年到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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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1950年到1954年，经过识别，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其间，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瑶、黎、高山等民族早已被确认外，其他被确认的少数民族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侗、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7个民族 。民族学家黄现璠对壮协签族的确认，方国瑜对纳西族的确认，都曾乎谅寻做出过重要贡献。
民族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作。它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标准，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构成，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在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境道、黄现璠、夏康农、秋浦、翁独健、李有义、李安宅垫连戏、吴泽霖、方国瑜、杨成志、杨堃店匪微汗、吴文藻微备、江应梁、刘咸、林耀华等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族识别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没有借鉴可言。因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民族”的概念或定义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科学地界定一个族类共同体。
有关民族的界定问题，我国学术界历来有争议，但也有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仍是对民族概念最简明的科学概括。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第286页。 ）斯大林对民族的这一论断，无疑对我国民族识别工作有极大的启示。虽然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针对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即现代民族提出的，然而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并逐渐形成了。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民族的四个特征才由一种潜在的因素变成了现实，并得到完善和发展。现代民族与前资本主义民族相比，在民族四个特征上，只有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有无的差别。可见，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既适用于现代民族，也适用于人类历史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一切民族，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在识别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时，不能不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遵循的原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即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绝大多数民族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述所指的民族四个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在民族识别的具体工作中，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应该密切结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力求体现马列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科学结合。
它是民族特征之一，指不同民族各自使用的语言，是民族内部相互联系的主要工具，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稳定的、最显著的特征。它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受民族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凝聚着人们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各民族共同语言因受不同民族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不同的特点。另一方面，民族语言的发展状况对民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没有民族共同语言，人们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因此，具有单独的共同语言，自然应该看作形成为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
然而，具体到我国，情况颇为复杂。以现代语言为例（不包括兼通某种语言），既有一个民族使用自己固有的或其他民族的某种语言，也有同一民族内部分别使用不同语支、语族乃至不同语系的语言，或通用的某一种语言又存在差别很大的多种方言。这是由我国很久以来形成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所决定的，也与同一民族因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分居、长期地域隔绝密切相关。例如，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壮族都使用壮语，但有南、北壮语方言之分；广布于南方各省的瑶族，使用的语言更为复杂，有讲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有讲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有讲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珈语，还有讲汉语和侗语的，如此纷繁的语言差别，致使各地瑶胞聚会时，不得不以汉语为交际工具。这些例子表明，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就是说，我们在参照语言特征的同时，还要把民族的其他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准确的民族认定。
它是民族特征之一，指一个民族内部随着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换日益频繁，商品流通逐渐增长，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为全民族市场，从而使各地区相互依存，把人们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经济联系。民族内部的这种经济联系在各个民族中，由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不齐，必然会有差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经济联系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民族的形成和存在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一个民族的各个部分在经济联系上长期地割断联系，它们就会被同化于其他民族，或者与其他民族一起形成新的民族。这是斯大林考察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美许多民族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我国民族的历史和经济生活的具体情况却不相同。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的2000年间，政治上的统一也好，短暂的分裂、对峙也好，各族人民相互依赖的经济联系（如官方贡赐、民间互市等）始终不断。二是我国各民族严格说来都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很落后，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极不发达，本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微弱，很难形成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三是基于我国长期的政治统一和各民族的交错杂居，某一少数民族和周边其他民族特别是一直比较先进的汉族建立和维持着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的经济市场和经济中心。正是通过这些活动把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各民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固有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共同经济生活这一特征并非对于任何一个民族都很显著，而只能根据实际作为参考。
它是民族特征之一，指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它是一个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和自豪感。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一定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稳定性。有些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仍明显存在，成为个别特征中最不易变化的一个特征，因而成为民族识别中必须加倍重视的标准。
由上可知，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无论历来公认的少数民族还是有待识别的族体，几乎都未同时具备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个特征。因此，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不能孤立地、机械地看待民族的每一个特征，而应该把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总之，既要遵照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又要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辨明不同的族体。
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任何一个人们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我国民族识别就是对自报的那些在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的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来源、语言经济生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等族体特征进行广泛的调查，充分利用参照相关学科资料，并灵活运用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作综合的科学研究，来认定待识别族体的族属。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发育程度也有差异。在把各个民族特征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所以在民族识别中，不是孤立地去看民族的每一个特征，而是把民族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辩证地进行分析，把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进行，以认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属性。
这里说的“名从主人”，实际上就是指民族意愿。民族意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指人们是否认同于某个民族的一种主观愿望，也指人们对某个人们共同体本身的历史和特征的认识、理解与综合，并形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亦即对长期以来本民族的兴趣、发展历史过程等客观事实的自我表达。况且，民族意愿具有相对的长期性、稳定性和独立性，是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固有的内容之一。民族意愿这种族属意识不是凭空臆造的，是建立在具备有一定的民族特征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的，是民族特征的一种总的反映。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加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文化程度有限，尚未掌握对本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因而个别族体还缺乏正确表达自己民族意愿的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作者应本着热烈、虔诚的说服精神，帮助他们真正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使之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和抉择。这样，既尊重了民族意愿，又具备了符合科学的客观依据。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封建王朝的分合更替、各民族的交往迁移等社会历史因素，使得一些民族之间，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语言习俗、神话传说等方面都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因此，在民族识别中，在对该族体的现实生活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并参考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动力学、经济学等学科有关该族体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对待识别族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各该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社会政治制度，各该族体的来源和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进行综合的科学分析。中国大量、丰富的汉文典籍，都有各个历史时期许多民族的记载，特别是一些地方志，都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各民族的名称、族源、经济生活、习俗信仰、语言文字等情况。各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遗产、谱谍、碑碣以及叙事诗、传说等口碑文学，也都记载了各个族体的活动及其演变。这些既为民族识别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依据，同时也是各族体人民意愿的历史表达。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它自身的发展、发育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族体特征也在变化，使得它具有稳定性、变动性和交融性。有些民族一经形成，其民族特征就相当完备，民族发展演变过程相对稳定；一些民族在其形成期发育就不充分，还保留有种种氏族、部落的残余；有些民族形成后，又与其他民族发生了交融，互相吸收而具有了较多的共同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民族识别中，应该本着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出发，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地域相连，而且形成密切经济联系，且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
由于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标准的指导，使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有了成功的保障。实践证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不仅确定了我国人口的民族构成和民族称谓，为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为我国民族学科的发展和民族学科队伍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未识别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统计里，是指所有因人数太少也可能是民族问题未明而未被中国政府所承认的人群，第五次人口普查未识别民族人口734,438人（2000年），这一群体人口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0.697%，数量上仅次于位列第19位的傣族。
中国未识别民族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其未识别民族人口数达到722,011人，占98.3%。其中贵州省最多，达到710,486人，占96.7%；其次为云南省，有7,404人，第三是西藏自治区，有3,817人。另外，浙江、广东、广西和江苏未识别民族均超过1千人以上，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及现役军人外，其余省份均存在未识别民族。
依照马克思民族理论，中国现在的民族划分和民族识别认定的理论依据是“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然而因为资料不足、数据不足、划分民族的标准未统一，造成民族划分仍有许多错误，还有再加上现在中国的民族理论吸收了西方观念，希望能以“血缘”能重新划分民族，因此造成了许多未识别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