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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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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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就读于慈溪县中学堂，后转入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以“布雷”笔名写作评论[1]。同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写的《谈鄂》十论，按日刊布，响应革命[1]。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后为《国闻周刊》主要撰稿人[1]。
- 陈布雷
- 陈训恩
- 男
- 汉族
- 浙江慈溪
- 1890年11月15日
- 1948年11月13日
- 《畏垒评论集》、《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文集》
目录
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人。因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1907年，陈布雷入浙江高等学堂就学，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1928年，陈布雷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1946年任国府委员。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追授陈布雷“当代完人”的称号。[3]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4]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5]”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5]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欲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请陈布雷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故而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6]”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作为矛盾的人物，陈布雷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7]。这些，可能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
陈布雷从政的本意是以文字为蒋介石服务，然而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大，陈布雷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专门为蒋介石写作文字的秘书，后来进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枢，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的“军机大臣”。
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陈布雷恪守为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为官清廉，从不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陈布雷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从不卷入派系斗争中去。所以，陈布雷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9]
从1927年1月开始从政到1948年11月自杀，陈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年。二十多年的超负荷工作摧残了陈布雷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在政治上处于颓势。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下，陈布雷无能为力。体力、精力与脑力已经无法再为蒋介石服务。但是陈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坚决，因而他决不会像王芸生、翁文灏等人一样向左转。
更让陈布雷难过与尴尬的是，家庭中出了左倾分子。陈布雷深受儒学思想影响，非常看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可是他的家庭也因政治急剧变迁而有不和，甚至分裂的迹象，这又让陈布雷难以继续跟着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因此他不可能走罗家伦等人的道路。并且，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蒋介石也很难有所作为，陈布雷看不到国民党未来的前途与希望。此外，陈布雷没有留学经历，家庭也比较贫穷，这使他也不可能跑到国外或香港等地。因此，这使得陈布雷已经是进退无路。陈布雷本人的身体健康不佳，经常失眠，靠安眠药来维持睡眠，又处于政治上的中枢地位，心理压力很大，导致了性格上的抑郁、多愁善感，当心理承受能力到了一定的极限，再也不能负担时，走上自杀道路就不奇怪了。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从政生涯。陈布雷的自杀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很大的震动，尽管国民政府极力掩饰陈布雷自杀的真相，把陈布雷自杀说成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但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为期不远了。
陈布雷自杀后，首先获得了政治符号性的评价。共产党方面将其评价为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方面将其评价为“当代完人”，感激轻生。当时就有人认为，陈布雷应该为蒋介石的错误负一定的责任。
政治符号性的评价现在己经没有人提了，但是对于陈布雷在近代中国政治中到底如何评价却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从事新闻工作时，陈布雷的评价没有什么争议，他是一名著名的政论家，他支持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批判与揭露，是一名勇敢的民主斗士。他的文章，对于唤起民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从政之后，陈布雷为蒋介石作文字工作，虽然他是为蒋介石服务的，但是他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恪守民族主义立场，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1927年到1936年，陈布雷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与舆论界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通过舆论来警告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于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有一定的意义。抗日战争期间，他为蒋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就这点来说，陈布雷是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的。陈布雷在从政时谨慎小心，廉洁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准则，并且痛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现象。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连周恩来都表示赞许。
陈布雷忠心耿耿于蒋介石，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也是历史事实。但是陈布雷在蒋介石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从陈布雷的日记来看，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越来越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此对于蒋介石功与过，陈布雷在其中的责任比较小。他只不过是一名秘书，是一名蒋介石意志的执行人员而己。
总之，陈布雷从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局变动中卷入政治漩涡的无奈。知识分子本质是要独立的、批判的，而卷入政治旋涡的知识分子偏偏要站稳立场，服从大局，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困境。从陈布雷的从政生涯来看，从政耗尽了陈布雷的体力与精力，打残了他的身心健康，断绝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响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在无奈之余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10]
陈布雷，本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 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1926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同年11月，陈果夫转呈总司令求贤若渴之意，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谒蒋。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面试，蒋介石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蒋介石问以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总司令自有妙策。”此类等于交白卷的讨好是不受蒋介石赏识的。正襟危坐的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蒋介石微微点头，对他俩的取舍之意已定。
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入迁总司令部居住，继续接受考察。笔试的题目是“告黄埔同学书”，按照蒋介石指示的要点，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点头称许。3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5月赴宁，接受中央党部书记长职位。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一经他整理，很快就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蒋介石“著作等身”，陈布雷是主要代笔人。蒋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记》，陈布雷曾说是他执笔的。至于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笔耕一生，却没有传世文集。对蒋介石而言，陈布雷可谓忠贞可鉴，竭力奉献。
1941年11月，正逢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同时又是其从事创作活动25年纪念，为庆贺这位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有卓越贡献的文化巨匠，全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纪念活动。郭沫若所在的重庆自不用说，远至香港、延安、桂林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映出郭沫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陈布雷先生早年是著名的报人，因文笔犀利、说理周全、文采斐然而名重一时。陈布雷与郭沫若，早在北伐时期就见过面。陈当时曾对郭表示过真挚的仰慕：“今日一睹沫若先生风姿，真乃三生有幸。”他们两人早年在上海从事文字工作，亦有惺惺相惜的互敬。此时，陈布雷虽在国民党上层任职，但他文人气极重，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视线，可对真正文人，他还是相当诚挚的。当别人拿来请发起人签名的“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庆祝缘起”的横轴时，陈布雷欣然签上自己名字。从后来的情况看，做郭沫若纪念活动发起人，他是乐意的，也是认真的。
11月16日这一天，重庆大规模庆祝活动开始。当天，陈布雷写了一封热情而真挚的信，表达他的衷心祝愿：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三叶集》是郭沫若早年与宗白华、田汉三人相互通信的结集，其中倾吐青春豪气，追索人生意义，探讨诗文真谛……闪烁着耀眼的光华。出版之后，风靡一时。陈布雷专门提及此书，正表达了当时的强烈印象。
这封信有两句话颇可表现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一为“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这正是旧时文人从政后常常发出的感叹。陈布雷当年文采风流，是很愿意在文坛上有一番作为的，不料涉足政坛，为人操刀，此中苦衷，难为外人言，故有此感叹。另一句“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从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陈布雷虽身在政坛高层，但文人习性大致未改，对官场的那一套颇不适应，故内心并不舒畅。此时借向文化人庆贺之际，真情吐露，也极有感染人的地方。
文之不足，陈布雷还在信后附上一组诗，表达庆贺之忱：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
（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似在民国十年前，时余同客海上。）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著作斐然。）
刻骨酸辛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
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七七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归国，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登舟三宿见旌旗”句，为时传诵。）
长空雁侣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
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这一组诗，从郭沫若当时的影响，写到他的业绩成就；从他的作为，写到诗者的真诚祝愿。对于久不作诗的陈布雷，这也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接到陈布雷的贺函及贺诗，郭沫若亦情不自禁。他也赶紧回陈布雷一函，函后附有步陈布雷诗原韵的和诗一组：
专复敬颂
时祉
弟 郭沫若
顿首十一、二十三
步韵和诗是这样写的：
一
茅塞深深未易开，何从渊默听惊雷，
知非知命浑无似，幸有春风天际来。
二
欲求无愧怕临文，学卫难能过右军，
樗栎散材绳墨外，只堪酒战策功勋。
三
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
饭蔬饮水遗规在，三绝韦编爻象词。
四
高山长水仰清风，翊赞精诚天地通，
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
敬步原韵呈畏垒先生教沫若初稿
“畏垒”是陈布雷的笔名，当年曾以此署名而名动一时。郭沫若在此以“畏垒”相称，自然有对其当时才情、笔力的推重，也回应了陈布雷“时余同客海上”间的惺惺相惜之忱。
11月16日，郭沫若先生五十生日，在渝友人为举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陈先生贻书，有“国运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之语，旋复赠以此诗，郭先生得之甚喜，即贺四律。
《大公报》发表这两组诗的第二天，另一家《扫荡报》也予以刊出，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作为蒋介石“文胆”这样特别身份的陈布雷，对文化人郭沫若表现出的真挚及相通之情，透露出其书生内心的许多信息。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位先期以才思横溢、笔扫千军一时闻名，后来却成为代“领袖”操刀的文人的复杂心境，确实有可以格外珍重的地方。[13]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的二弟，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布雷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训余、陈训惠、陈训愿都曾留学日本，从事过新闻工作。陈训惠在抗战期间曾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1949年在驻智利领事任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即宣布脱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投奔新中国，在北京任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所。陈训愿迁居美国，在91岁高龄之际回乡探亲祭祖，随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属和孙辈共15人。陈训愿老先生感叹道：“快一个世纪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故乡湖光山色之美，胜于当年！”
陈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