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河泊所遗址近年出土简牍中，一片写着“●季氏旅于”，一片写着“能救与对曰不”。这与《论语·八佾》的内容（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相吻合。专家认为，这两片简牍虽然信息量不多，但意义重大，表明2000多年前汉代建立益州郡后，《论语》已在西南边疆传播。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资料图）。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记者近日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4万多片，其中2500多片写有文字，但多数为残片。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利用红外技术扫描图像，对简牍残片试作缀合，对文字进行释读，取得积极进展。
“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介绍。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汉代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见证。
关于政区建置，简牍中已辨认出来的益州郡属县，有滇池、俞元、收靡、谷昌、秦臧等20个。《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益州郡下辖24个县，大多数在简牍中已找到记录。
关于政治架构，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与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河泊所遗址此前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相印证。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分析，这表明汉朝在益州郡实行郡县制的同时，既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待遇并“以其故俗治”，又设置滇相、滇丞等官员直接开展治理，这是古代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早期实践。
关于职官制度，一片简牍上写着“己丑滇池守令邪龙长武、守丞……”，其中“守”指代理，县令、县长皆为县级长官，县丞为县级副职。这句文字表明名叫武的邪龙县长代理滇池县令（秦汉时期万户以上称县令，不足万户称县长），显示益州郡县级长官有“令”“长”之别，并有官员代理制度。
关于户籍制度，简牍中发现了多件户版，其中一件较为完整的户版依次写着户主姓名、居住的里名、身份、岁数、徭役等，这是汉朝在益州郡推行编户齐民制度的直接证据。
关于刑罚制度，一枚木牍写有“建伶髨钳吴屯代杨闵”等，其中建伶是县名，髨钳是古代刑罚名称，指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吴屯、杨闵是人名，代即代为受刑。结合其他地方汉代刑徒墓地铭文记载，可知汉代用人代刑的情形较为常见。
关于交通运输，有件封泥匣上写着“梓潼富里周得弟（第）一车辰”，其中梓潼是广汉郡下辖县，富里是里名，周得是人名，第一车辰显示这是某个车队由周得负责的第一辆车上的第五件（用地支记序）货箱。还有一枚木牍记载“就车一十九两（辆）”。两者结合表明，当时昆明道路建设和交通运输有较大规模。
简牍中有多件书信。其中一件经缀合可复原大半，首行写“富紃伏地再拜请”，次行写“青、平、子林、文先、少……足下毋恙，甚善。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近衣，慎察左右……”这是富紃发给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函，款式、用语与湖南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出土的书信相似。
有几件简牍记有纪年，如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七年（公元前80年）和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还有一片记有“永建五……”，如果永建是指年号，则是东汉顺帝时期（永建五年为公元130年）。结合内容分析，河泊所简牍属于两汉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文书传递使用的封检均题写着“滇池以亭行”。这是秦汉时期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滇池”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滇池县，“以亭行”指按亭传递（大致十里设一亭）。这表明汉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邮传制度。
陈伟表示，通过简牍记载可以看出，益州郡建置之后，汉朝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系统地扩展到当地，同时传播儒家典籍及其代表的主流思想，有效地进行治理，为开发西南地区、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记者伍晓阳 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