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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后，清廷认识到建立新式军队的重要性。1895年12月8日，在奕訢、荣禄等重臣联名奏请下，光绪帝正式批准袁世凯前往天津编练新式陆军。袁世凯到达天津后，大胆采用西方先进训练方式，聘请外国教官，强调治军从严、赏罚分明，并模仿德国制订了完整的近代陆军制度，最终训练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陆军，史称“北洋新军”，成为清末国防的中坚力量。由于北洋新军的训练场地位于天津东南70里的一个铁路站，因此史称“小站练兵”。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继死去，宣统皇帝继位，由其父摄政王载沣掌权。载沣上台后，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将袁世凯罢黜。袁世凯表面称自己回乡颐养天年、不再从政，实际上每天派人暗中观察政局，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无力调动北洋军，被迫将军政大权交予袁世凯。袁世凯一面被清廷委以重任，另一面又受到反清势力的拉拢与海外华侨的拥戴，最终临阵倒戈，以逼清帝退位的方式换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在北京当选正式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形成[2]，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4个阶段[2]。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
袁世凯上台后，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1912—1913年上半年，以中国同盟会为主体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和以前清立宪派旧官僚为支柱的进步党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形成中华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年代[2]。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独揽大权[2]。
袁世凯自1915年春筹备改行帝制，于同年12月12日宣布恢复帝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民国纪元[2]。袁世凯称帝后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2]。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持反袁，组织中华革命党与中华革命军发动起义[2]。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义，护国战争爆发，得到全国响应[2]。在全国反袁的浪潮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2]。6月6日袁世凯病逝[2]。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1920）
袁世凯的离去揭开了军阀割据时代[2]。北洋派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同时奉系在东北崛起[2]。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实权，但他不能缓和北洋派与其他派别以及北洋派内部的矛盾[2]。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2]。此时，直、奉两系的扩展尤为迅速[2]。直系首先在与南方军政府作战问题上与皖系发生矛盾，并在前线自行停战，迎合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2]。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的爆发，导致皖系军阀统治结束[2]。
直系统治时期（1920～1924）
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即败下阵来，直系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直系是打着反对皖系武力统一的旗号上台的，然而当他们上台后，就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实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一切非直系的反对，纷纷以“民主”、“自治”、“联省自治”以及其他各种名义对抗。首先与之发生矛盾的是昔日倒皖的盟友奉系。双方起先共同控制着北京政府，但因胜利果实分配不均，在组阁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愈演愈烈。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直系击败奉系，独占了中央政权。
直系击败奉系之后的直系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直系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通过贿选，收买“猪仔议员”，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搞得举国哗然，丧尽民心。反直的一方，奉系败退出关后，宣布“闭关自治”，锐意整军经武，实力大增，皖系不甘寂寞，企图卷土重来；南方的孙中山准备北伐，也在寻找盟友，由此形成了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直系内部则因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冯玉祥部自成一派，且与反直一方暗通款曲。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前奏，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举进攻，直军作战不利。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腹背受敌，吴佩孚南下失败，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
奉系统治时期（1924～1928）
直系垮台后，奉系控制了北京政权。他们抬出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实际则在背后操纵。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捭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北方的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系首先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又使奉系与吴佩孚重新携手，共同反冯，1926年初将冯部挤出华北。奉系内部，郭松龄于1925年底联合冯玉祥倒奉，由于日本的干涉而失败。同时，东南孙传芳与奉军激战，一跃而为五省霸主。到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其后奉、直两系在围攻后起造反派国民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暂时建立了他们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统治，并组成直系和奉系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北京政府，这个政府由内阁“摄政”。
这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造反高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成熟。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先打吴佩孚，再攻孙传芳，最后击张作霖，各个击破，不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
北洋军阀政府在面临失败的最后关头，仍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企图联合各派军阀，进行最后挣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进行“清党”、“分共”，使北伐中途停顿，给北洋军阀以短暂喘息之机。然而为时不久，国民党各派再度联合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于1928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带，向东北收缩。他本人在回沈阳途中，行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为“五色旗”，寓意“五族共和”。五色旗是清朝海军的官旗。武昌起义次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安民布告》规定国旗为五色旗，此后北洋政府亦沿用五色旗。袁世凯称帝时曾废除五色旗，改“中华帝国国旗”，但不久后便在各地的讨伐声中宣布取消帝制。“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摘下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宣布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为“十二章国徽”，又称“嘉禾国徽”，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十二章国徽”的图案来源于中国古代天子礼服绘绣的十二种图象以及汉代《五瑞图》石刻上的图案，结合了传统十二章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着稳重、忠孝、洁净等[1]，袁世凯称帝时也沿用此国徽。“十二章国徽”于1913年2月正式发表，北伐战争后被废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后，将中国国民党党徽略加修改后作为国徽。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歌为上古诗歌《卿云歌》。《卿云歌》相传是舜将帝位禅让给禹时齐唱的诗歌，歌词为《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烂兮，钆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13年，汪荣宝将《卿云歌》稍加修改，加上舜的名言“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并请比利时音乐家约翰·哈士东谱曲，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时，《卿云歌》定为临时国歌。1915年5月，国歌改为《中华雄立宇宙间》。1921年7月1日，由作曲家萧友梅重新配曲的《卿云歌》再次定为国歌，直到国民政府上台后废除，改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歌》。
北洋政府时期政坛更迭频繁，从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3]。虽然北洋政府先后出台的五部宪法都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但袁世凯掌权后，立刻解散国会、撤销国务院，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独揽一切权力且可无限连任，使新生的民主制度遭到破坏。袁世凯死后，紧接而来的军阀混战使民主成了一纸空文，各派系争夺政权，中央政府成了地方军阀角逐的舞台。由此，北洋政府踏上了它短暂的历史舞台。
历届总统
姓名 |
就职时间 |
离任时间 |
- |
袁世凯 |
1912年3月10日 |
1916年6月6日 |
- |
1916年6月7日 |
1917年7月1日 |
- |
|
1917年7月6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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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10日 |
代理总统 |
|
1918年10月10日 |
1922年6月2日 |
- |
|
1922年6月2日 |
1922年6月11日 |
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权 |
|
黎元洪 |
1922年6月11日 |
1923年6月13日 |
- |
1923年6月14日 |
1923年10月10日 |
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权 |
|
1923年10月10日 |
1924年11月2日 |
- |
|
1924年11月2日 |
1924年11月23日 |
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权 |
|
1924年11月24日 |
1926年4月20日 |
临时执政 |
|
1926年4月20日 |
1926年5月13日 |
国务总理代行职权 |
|
1926年5月13日 |
1926年6月22日 |
国务总理代行职权 |
|
1926年6月22日 |
1926年10月1日 |
国务总理代行职权 |
|
1926年10月1日 |
1927年6月16日 |
国务总理代行职权 |
|
1927年6月18日 |
1928年6月3日 |
陆海军大元帅 |
历届总理
姓名 |
就职时间 |
备注 |
1912年3月29日 |
- |
|
1912年6月29日 |
- |
|
1912年8月20日 |
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赵秉钧 |
1912年9月25日 |
- |
1913年5月1日 |
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13年7月17日 |
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段祺瑞 |
1913年7月19日 |
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1913年7月31日 |
- |
|
1914年2月12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徐世昌 |
1914年5月1日 |
国务卿 |
1915年10月26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卿 |
|
陆徵祥 |
1915年12月21日 |
国务卿 |
徐世昌 |
1916年3月22日 |
国务卿 |
段祺瑞 |
1916年6月29日 |
- |
1917年5月22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17年6月12日 |
步兵统领代理国务总理 |
|
1917年6月24日 |
- |
|
段祺瑞 |
1917年7月14日 |
- |
1917年11月22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17年11月30日 |
- |
|
1918年2月20日 |
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段祺瑞 |
1918年3月23日 |
- |
钱能训 |
1918年10月10日 |
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钱能训 |
1918年12月20日 |
- |
1919年6月13日 |
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19年9月24日 |
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靳云鹏 |
1919年11月5日 |
5月14日请辞，7月2日奉准免职 |
1920年5月4日 |
海军总长代理总理 |
|
靳云鹏 |
1920年8月9日 |
- |
靳云鹏 |
1921年5月10日 |
- |
1921年12月18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21年12月24日 |
1月25日请假出京，5月5日被免职 |
|
颜惠庆 |
1922年1月25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1922年4月8日 |
教育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颜惠庆 |
1922年6月11日 |
7月31日请假出京，8月5日辞职 |
1922年7月31日 |
司法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22年8月5日 |
- |
|
王宠惠 |
1922年9月19日 |
- |
1922年11月29日 |
- |
|
王正廷 |
1922年12月11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张绍曾 |
1923年1月4日 |
- |
高凌蔚 |
1923年6月14日 |
摄政内阁总理 |
高凌蔚 |
1923年10月12日 |
- |
孙宝琦 |
1924年1月10日 |
- |
1924年7月2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24年9月14日 |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24年10月30日 |
摄政内阁总理，教育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段祺瑞 |
1924年11月24日 |
临时执政 |
许世英 |
1925年12月26日 |
- |
1926年2月15日 |
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贾德耀 |
1926年3月4日 |
- |
1926年4月20日 |
内阁摄行临时执政职，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26年5月13日 |
- |
|
1926年6月23日 |
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1926年10月5日 |
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
顾维钧 |
1927年1月11日 |
- |
胡惟德 |
1927年6月16日 |
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
1927年6月20日 |
- |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华资银行大规模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春天，国内工业增长迅速。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奠定了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时期内国内产业的基本格局。
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如《暂行工厂通则》、《公司条例》、《商人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法令和条例尽管大多仍停留在纸面上，但毕竟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合法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4]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工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上。
以纺织业为例，从1914年到1922年，新设纱厂49家，布厂5家，纱锭由1914年的54万枚增加150万枚，布机由2300台增加到6767台。面粉业方面，1914年到1921年，新设面粉厂127家。缫丝厂则由1911年的260家增加到1917年的460家。除了轻工业以外，重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但数量不大，规模较小。新开办的民营煤矿有13个，铁厂有2家。上海一地的民族资本机器工厂，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从洋务运动到1911年，中国资本总额为1.3亿元，而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到1918年，新增资本就达到了1.3至1.4亿元。1912—1928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1920年实存银行103家，实收资本总额8808万元，1925年实存158家，实收资本总额达到16914万元。从1913年到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90%，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国营工业资本（3.44%）和外国工业资本（4.82%）的增长速度。一直到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持续不衰。[5]
不过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主要是接办清廷创办的企业，自己设立的很少。军事工业主要是从清廷手中接收过来的十几个机器局，但这些工厂多半处于半停顿状态，没有什么大发展；民用企业也是如此。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债度日，就当时官僚资本经营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业，总设立资本也只3200万元，大多经营不良，最后多半归于商办或停办。由于连年的内战，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目，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间，全国军费开支24亿，相当于1860至1937年工业建设积累的2.5倍，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至北伐战争后期，军费支出约达三亿八千万元，而政府的全部收入不过四亿五千万元。
在文化方面，北洋政府时期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据叶再生先生所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名家周策纵先生的估计和叶再生先生相同：“'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14万份。
在教育方面，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为解决对新式军官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他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新式军事学堂中学生。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北洋政府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的国歌、国徽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另外，袁世凯曾颁布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文，设立的春节影响至今。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氛围为思想自由提供保障，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文化理念呈现多元化。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 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实秋、辜鸿铭、傅斯年、鲁迅都涌现于这个时期。
1912年，北洋政府改北洋军镇、协、标、营为师、旅、团、营，并大肆扩军，增编12个师、16个混成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海军受命前往汉口镇压革命，但海军官兵大都同情革命，准备发动起义，海军提督萨镇冰默认了起义行为，11月晚11时萨镇冰发出“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各舰艇好自为之”的信号，黯然离开舰队，11月15日海军九江易帜，宣告了晚清海军灭亡，在晚清时期海军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华民国海军。
东北空军，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倾注心血、苦心营建的航空作战力量。全盛时期（即张作霖统治时期）装备飞机近300架，共5个航空兵队。东北空军的飞机全为购买和列强赠送，或是战场缴获的，产地主要为法国和捷克两国。东北易帜前，东北空军还有200架左右，其中战斗机150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