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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少博学经籍。曾为郡功曹，后被举为孝廉，又为太尉府南阁祭酒，当即丞相府属下之令史。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其与刘珍、马融等于东观校书。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师从名儒贾逵问学，通籀篆古文。因鉴于当时俗儒说字解经多与文字古义不合，所以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贾）逵”，作《说文解字》15篇，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遣子许冲上之于朝廷。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小篆为主，并采录见于秦国所使用的籀文和六国古文，是中国最早最权威的分析字形、考究字原的字典，对后代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形音义和文字发展的历史贡献极大。人们把对许慎和《说文解字》的研究称之为“许学”或“《说文》学”。许慎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占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被誉为“字学宗师”“字圣”。许慎还“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著有《五经异义》（《后汉书·儒林传》），另有《淮南子注》，已散佚不存。[10]
目录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许慎被汝南的郡守选拔为郡功曹，协助郡守办理全郡的公务。由于他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公元79年便被推举为孝廉之士。
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许慎被颈抹洪邀召入京城，升迁为太尉南阁祭酒。（一说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90年或96年）[3]
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诏刘珍、马融与五经博士等到东观校书喇慨希乘巴轿，[7]许慎也参与到了此事，结识了马融，受到马融的推崇。[6]在校书期间，许慎的知识涉猎更广，而且研究更加精深，当时，《说文解字》已经创作完成，为了令其更加完善，许慎一直都没有定稿，而是不断地将新的发现和收获补充进去。
建光元年（121年），许慎最后定稿，遣子将《说文解字》献于朝廷。
建和元年（147年），许慎愉臭因病去世。
许慎推崇古文经书和古文经学，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和引用的文献主要以古文经学的著作为主。他多次提到跟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贾逵学习古文经学的经历，也多次提到他的巨著《说文解字》曾经得到老师贾逵的审阅和指导。许慎创作《说文解字》，从方方面面都对今文经学家说解儒家经典的弊端作了不遗余力的反驳，标举了自己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和古文经学研究的立场。
许慎坚持文字发展的观念，他认为文字从起源到汉代通行的隶书，经过了很长的一个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文字经历了从战国古文到秦代小篆，再到汉代隶书的形体演化，这样就反驳了今文经学家认为汉代的隶书就是古人造字时的字形的僵化观念。
《说文解字》是中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辩识声读和解说字义的字典，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字，均按540个部首排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以六书进行字形分析，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分析文字的理论，同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的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
许慎细致地分析了上万个汉字形体，创立了以“六书”来分析小篆构形的理论，从根本上反驳了今文经学家随意根据隶书字体解析汉字形体、说解字义的弊端。许慎认为圣人创作经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依据可循的。因此，他坚持从实际材料出发，以历代传承下来的文献和通人之说来证明文字的形、音、义，以此来解释经义，从根本上反驳了今文经学家随意解释经义，阐发微言大义，标新立异的做法。
曾国藩：许书略存二百字，古镜一扫千年尘。篆文已与流俗殊，解说尤令耳目新。乾嘉老儒耽苍雅，东南严段并绝伦。
段玉裁：令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黄侃：许君说字，皆有征信，经、典之有征者，则征之经典，经典之无征者，更访之通人；其有心知其意，无可取征者，则宁从盖阙，以避不敏。
儿子：许冲
许慎墓，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姬石乡许庄村东土岗上，墓高5米，周长33米，村内多为许慎后裔。至清，岁以仲月后丁之日，县令、学官到许夫子墓前致祭，行一跪三叩礼。顺治十三年（1656年），郾城县知县荆其惇重修墓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郾城县知县温德裕立“孝廉许公之墓”碑；光绪二年（1876年），郾城知县王凤森立“许夫子从祀文庙碑”。1985年，许慎研究会第一次会议时，立“重修许慎墓碑记”。
许慎故祠位于许庄村北，已废。县城内有清代山东东阿周世臣建的“许南阁祠”，内设“太尉南阁祭酒讳许慎字叔重之位”，庭院两边各立一块石碑，分别记述当年建造及修缮的情形。大厅正中，“文化宗师”的匾额下，许慎的画像前摆着先生的牌位，两边陈列的是对许慎著作《说文解字》的研究资料。